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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样都不美，但来这里的人全被归入病人的行列，没有阶层之分，没有生活挤压，谈病说事，便有温暖的感觉。”谢宏军说。
在一部10年前的新闻短片中，这间乡村诊所隐匿在乡间小巷，连块招牌也没有，院子里面却热闹非凡。几十个病人随意地走动或停歇，而“神医”袒露着颈肩手臂，只穿件白背心，一会儿给病床上的老汉捏捏肩膀，一会儿又把行动困难的老太搀进大门。他看起来一点儿也不“神”，更像是人群中并不醒目的一员。
有书评称：“这个诊所简陋却重要，它不仅是方圆百里乡民看病的地方，也是乡民沉浮、悲喜、生死的见证地。”
谢宏军描摹了这块“见证地”和栖居此间的乡人们。在散乱一地的画稿中，他拈出一幅来，上面潦草地画着一对依靠着的背影。画家已经想不起画中人的关系是夫妇还是母子，但他清楚记得，打动他的，是“有一种情感在里面”。
“你见他们在地狱里挣扎，却也见他们温暖地依偎。”谢宏军感慨道。他常常被诊所里的爱打动，渐渐地，他也成了爱的给与者。
他帮医生看仪器上的英文字，偶尔帮病人穿衣服，也和青年人讨论爱情。有老人请求他，想要死后留下遗像给儿孙，“没钱留个影子，清明烧烧纸吧”，他就尽力把老人画得英武些。病中的妇女村姑们在探病时被他描绘，“脱衣服露大腿”全不忌讳，觉得画好看还要讨去收藏。他还为这间乡村诊所书写了第一份宣传海报——就用毛笔写在院外的白墙上。
“就是这面墙！”谢宏军走至巷子深处，终于找到那间乡村诊所的旧址。“海报墙”早已被粉刷得空荡洁白，小院子也大门紧锁。敲一敲，没人。喊两声，倒惊起了隔壁小楼上的鸽子。
2000年，“神医”孙兆生随子女去往南京，照例开馆行医。他的离去，切断了他和大多乡民病患的联络，却没有切断他们对他的惦记。
十多年后，依然在那条小巷里，依然是他的院门前，指路的妇女有些失落地说：“别找了，孙先生走了，不再回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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