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2015年推薦第一書《歷史的教訓》【7】

　　由於財富是一種生產和交換的秩序和過程，而不是囤積(大多數都無法長期保存的)貨物﹔是一種個人或機構的信托(“信用制度”)，而不是紙幣或支票的內在價值。因此，暴力革命對財富所做的再分配，並不會多過對財富的損壞。對土地可以進行再分配，但是人們之間天然的不平等，很快就會產生新的佔有和特權的不平等，形成新的少數人權力，他們的本能從本質上說和過去的少數一樣。唯一真正的革命，是對心靈的啟蒙和個性的提升﹔唯一真正的解放，是個人的解放﹔唯一真正的革命者，是哲學家和聖人。

　　按照民主一詞的嚴格定義，它隻存在於現代，而且大部分內容都是存在於法國大革命之后。在美國，男性公民的選舉權開始於安德魯·杰克遜(Andrew Jackson)的執政時期，而 成人(包括女性)投票權開始於我們的青年時代。在古代阿提卡，31.5萬人口中，有 11.5萬是奴隸，隻有 4.3萬是享有投票權的公民。婦女和絕大部分工人、店員和商人，以及所有的外國人，都沒有公民投票權。這些少數公民又分為兩派：寡頭派 —他們是擁有土地的貴族和上層資產階級，和民主派 —包括小地主和小商人，以及已經降為從事體力勞動但享有選舉權的公民。在伯裡克利主政時期(Pericles，公元前 460－公元前 430年)，貴族佔了上風，雅典在文學、戲劇和藝術方面達到了頂峰。伯裡克利去世后，貴族因伯羅奔尼撒戰爭(Peloponnesian War，公元前 431年－公元前 402年)的失敗而名譽掃地。民眾，或者說是下等公民，開始掌握政權，他們頗受蘇格拉底(Socrates)和柏拉圖 (Plato)的鄙夷。從梭倫(Solon)開始，直到羅馬征服希臘(公元前 146年)，寡頭派和民主派之間一直沖突不斷，採用的手段包括書籍、戲劇、演說、投票、陶片放逐法、暗殺和內戰。在公元前427年的柯西拉島﹝Corcyra，現名科孚島(Corfu)﹞，執政的寡頭派暗殺了 60多名民主派的頭目。此后，民主派又推翻了寡頭派。在一個類似公安委員會的審判中，50名寡頭派被處死，后來又有上百名寡頭派餓死在監獄裡。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描述，讓我們想起了1792年到 1793年的巴黎。他說：

　　在整整七天的時間裡，柯西拉人都在屠殺那些本是他們的同胞，現在卻被他們視為敵人的公民……死神到處肆虐，正像這種時候通常都會發生的事情，暴力無孔不入。兒子被父親殺死，祈禱者從祭壇上被拖走或在祭壇上被砍殺……革命從一個城市傳到另外一個城市，后發生革命的地方，在聽說了之前發生的事情之后，便會以更極端的方式……施以更殘忍的報復……柯西拉人成了這些罪行第一個例子……被統治者開始報仇雪恨(他們從來沒有得到過平等的待遇，得到的隻有來自統治者的暴力)……他們被激情所驅動，變得極端殘酷無情……同時，處在(好戰的)雙方之間的溫和派日益勢單力薄……整個希臘變得動蕩不安。

　　在《理想國》一書中，柏拉圖借蘇格拉底之口譴責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勝利：民主已經成為階級暴力引發的混亂，它使文化頹廢，使道德墮落。其中說到：

　　民主派對自制加以輕蔑，認為這是一種怯懦……傲慢，被他們稱為有教養﹔無政府狀態，被他們稱為自由﹔浪費，被他們稱為慷慨﹔厚顏無恥，被他們稱為有膽有識……父親要降低到和兒子相等的地位並且怕他們，而兒子和他們的父親平起平坐，絲毫也不害怕他們的父母……老師害怕他們的學生，還要哄著他們，學生輕視他們的師長……老年人不喜歡被看成是古板和霸道，因此他們模仿年輕人……我們尤其不能忘記的是，男女之間也有著自由和平等的關系……民眾對權威已經很不耐 煩了，隻要稍加約束就會大發雷霆……他們對成文的和不成文的法律感到不能忍受，長期地漫無法紀……由這種情況產生的僭主制是合理的和輝煌的……任何事物極端地擴大，都會導致相反的結果……民主慢慢地變為獨裁，最惡劣的僭主制和奴隸制是在絕對自由政體下產生的。

　　在柏拉圖去世的時候(公元前 347年)，他對雅典民主政治的批判，已經開始被歷史所証實。雅典人重新獲得了財富，但這個時候的財富乃是商業資財，而不再是土地，工業家、商人和銀行家爬到了重新積累的財富的頂端。這個變化使得人們對金錢產生了狂熱的追求，希臘人稱之為“拜金狂”(pleonexia)—胃口愈來愈大。“暴發戶”(neoplutoi)建造了華而不實的豪宅，他們的妻子用名貴的禮服和珠寶裝飾起來，成打的用人服侍著她們，她們用宴會款待客人，與之爭奇斗艷，彼此攀比。貧富間的差距越來越大。就像柏拉圖所說的那樣，雅典被分化成“兩個城邦……一個是窮人的城邦，一個 是富人的城邦，此城邦與彼城邦之間互相對立著”。窮人計劃通過立法、稅收和改革的方式，來掠奪富人的財富﹔而富人為了保護自己的財富，也組織在一起共同對抗窮人。亞裡士多德說，一些寡頭派組織的成員竟然庄嚴宣誓：“我將是人民(即平民 )的敵人，我將在公民大會中對他們干盡所有的壞事。” [2]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則在公元前 366年說：“有錢人真不合群，那些有錢人寧願把他們的財產扔到大海裡，也不願意拿出來分給那些需要的人。同時，那些窮人又覺得搶走富人的財產比發現一個寶藏還要開心。”[3]較為貧窮的公民如果獲得了公民大會的控制權，就會投票把富人的財產放進國庫，然后由政府性的事業或政府補貼的方式，重新分配給人民。政治家們則發揮他們的才智，為財政開辟新的來源。一些城邦用更直接的方式來分散財富：米蒂利尼(Mytilene)的債務人把他們的債權人進行集體屠殺。阿哥斯(Argos)的民主派攻擊富人，並殺死了數百人，沒收他們的財產。相互敵對的希臘城邦的有錢家族秘密聯盟，相互幫助，以抵制民眾的暴動。中產階級和富人一樣，也不信任民主，認為那是讓妒忌者掌權。窮人同樣不信任民主，認為財富上的不平等讓虛假平等的投票毫無意義。

　　希臘的階級斗爭越演越烈，最終當馬其頓的菲利普二世(Philip of Macedon) 在公元前338年發動襲擊時，希臘內部和外部都呈現出分裂的狀態。許多有錢的希臘人歡迎菲利普二世的到來，認為這要好過一切革命。雅典民主政治在馬其頓人的獨裁下，消失了。

　　柏拉圖把政治演進歸納為君主政治、貴族政治、民主政治和獨裁政治相繼出現的過程，這在羅馬歷史中我們找到了又一個例証。在公元前三世紀到公元前二世紀的時候，羅馬的政治寡頭制定了一個外交政策，訓練了一支紀律嚴明的軍隊，並征討和開拓了地中海世界。通過戰爭得到的財富，都被貴族們收入囊中，商業貿易的發展，又使得中產階級變成了富豪。被征服的希臘人、東方人和非洲人，被帶到大庄園做奴隸。當地的農民失去了土地，無家可歸，無處安歇，淪為城市的無產階級，隻好接受小格拉古(CaiusGracchus)在公元前 123年開始按月向窮人發放的救濟糧。將軍和總督從各省歸來，為自己和統治階級運回掠奪來的戰利品﹔百萬富翁成倍增加﹔流動的金錢代替土地成為政治權力的資源或工具﹔敵對派系為了競爭，大規模地收買候選人和選票。在公元前 53年，有一個投票團體因支持某候選人而得到了 1000萬塞思特斯(Sesterces，古代羅馬的貨幣名，譯者注)。 [1]當金錢不起作用時，謀殺就出現了：有時候投錯票的公民們被打到半死，他們的房子也會被人放火燒掉。古代人從未見過如此富強而又如此腐敗不堪的政府。 [2]貴族們忙於利用龐培來保持他們的優勢權益。平民們和愷撒同甘共苦。戰場的判決取代了勝利的拍賣。愷撒取得了勝利，並建立了得到民眾擁戴的專制。貴族們殺死了愷撒，但最終接受了他的侄孫和繼子奧古斯都(Augustus)的獨裁(公元前 27年)。民主政治結束了，君主政體復活了，柏拉圖的輪子，轉了整整一圈。

　　我們也許能夠從這些經典的例子中看出，古代民主被奴隸制、賄賂和戰爭所玷污，根本配不上“民主”這個名稱，也沒有為平民政府提供一個公共的標准。美國的民主政治則有著更深厚的根基，它開始時是受益於英國留給它的遺產：自《大憲章》以降，盎格魯·撒克遜的法律就一直保護了公民不受國家的侵犯﹔新教徒則開拓了宗教和精神自由。美國革命不僅僅是殖民地居民對抗遙遠政府的反叛，同時也是土著中產階級對抗外來貴族的起義。因為有大量的無主土地，法律條文又極其少見，起義變得輕而易舉。人們擁有自己耕種的土地，在自然的限制內控制著自己的生存處境，政治自由有其經濟上的基礎﹔他們的人格和個性都扎根於土地。就是這些人使杰斐遜當上了總統——他既是伏爾泰那樣的懷疑論者，也是像盧梭那樣的革命論者。一個管理最少的政府，非常有利於釋放個人主義的能量，這些能量把美國從一片荒地改造成了物質富裕的理想國，從西歐的一個孩子和被監護者，變成了他們的對手和保護人。農村的孤立促進了個人自由，兩面環海的保護，使得國家的孤立促進了自由和安全。這些及其他上百種因素，才使得美國擁有了一個更基本的也更普世的民主政治，這在歷史上還從來沒有出現過。

　　這些形式上的條件，很多已經消失了。個人的孤立已經隨著城市的成長而消失了。工人需要依賴於不屬於自己的工具和資本，以及那些非他們所能掌控的條件，個體的獨立性也消失了。戰爭的花費越來越大，個人無法了解戰爭的原因，也無從逃避戰爭的影響。自由無主的土地正在消失，雖然家庭所有制還在擴展—擁有最低限度的土地數量。從前那些可以打理自己的小店的人，現在已經成為大分銷商的勞工，這可能反映著馬克思所抱怨的現象，一切事物都被套上了鎖鏈。經濟的自由，即使是在中產階級中，也越來越稀少，使政治自由成了安慰人的漂亮話，這並不是因為(像我們在血氣方剛的青年時代所認為的那樣)富人邪惡，而是由於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經濟發展的結果，也可以說是由於人性。在錯綜復雜的經濟關系中，每一種進步，都是對才能優異者的額外獎賞，從而也會加劇財富、責任和政治權力的集中。

　　在所有政府形式中民主是最困難的一種，因為它需要最大限度地普及聰明才智，而當我們讓自己變成主權者時，我們會忘記把自己變得聰明一些。教育是普及了，但是才智卻因為頭腦簡單的人眾多而永遠受到阻滯。一位犬儒者說過：“你切莫隻因為無知的數量巨大而崇拜它。”然而，無知也不可能被長久崇拜，因為它會自願被那些制造輿論的力量所操縱。林肯說過：“你不可能永遠欺騙所有人。”這或許是對的，但是你可以愚弄足夠多的人，以便治理一個大國。

　　民主政治對當前藝術的墮落有沒有責任呢？當然，說墮落是可以被質問的，因為這是主觀見解的問題。我們中間有些人，對藝術的極端表現—五顏六色毫無意義的涂鴉，破布爛紙的拼貼，怪誕刺耳的音樂 —感到不寒而栗，他們顯然是自囚於我們的往昔，缺乏試驗的勇氣。這些毫無意義的創作，創作者並不是要吸引公眾的共鳴—他們也把這些人視為狂人、廢物或騙子—而是要吸引容易上當受騙的中產階級購買者，這些人被拍賣商催眠，又被新鮮而畸形的事物所震顫。民主政治對這些頹廢的作品是有責任的，但也只是意味著，民主政治未能發展出欣賞標准和品位，去替代過去貴族採用的標准和品位，它將藝術家的想象力和個人主義限制在一定界線之內，使之可以理解交流，為生活帶來啟迪，以合乎邏輯的順序和連貫的整體使各部分保持和諧。如果現在的藝術在奇形怪狀中迷失自我，這不僅是由於藝術已經被群眾的建議和支配地位所影響而庸俗化，而且也是由於藝術表現形式，可能已經被古老的學院派和古老的形式用盡了，人們在一段時間內隻好四處亂闖，以便尋找到新的模式、新的風格、新的規則和紀律。

　　歷數民主的缺陷之后，它還是要比任何其他形式的政治都要好。它的害處較少而優點較多。它給人民帶來的熱情、友善，遠遠超過它的缺陷和瑕疵。它給了人們思想、科學、事業以自由，這是使其得以運行和成長必不可少的。它推倒了特權和階級的城牆，在每一代人中，它從各個階層和地位的人中選拔出一些出類拔萃的人物。在民主政治的刺激下，雅典和羅馬成為歷史上最具創造力的城市，而在美國建國以來的 200年裡，也為大部分民眾提供了空前豐厚的財富。民主政治目前專注於發展教育和公共健康。如果教育機會平等能夠建立起來，民主政治將會是真實和公平的。因為這才是它的口號背后至關重要的真理：雖然人們不能做到生而平等，但是教育和機會的獲得會讓他們越來越接近平等。民權不是去從政和行使權力，而是他們有選擇每一種生活方式的權利，這種選擇也可以檢驗一個人是否適合做官或者執政。這種權利不是來自上帝或自然的恩賜，而是每個人都應該擁有的特權，它有益於群體。

　　在英國和美國，在丹麥、挪威和瑞典，在瑞士和加拿大，今天的民主比以往更為強健。它用勇氣和能力來保衛自己，抵御外國獨裁制度的攻擊，也不會讓獨裁政治在國內出現。但是，假如戰爭繼續吸引它、支配它，或者為了統治世界的目的需要龐大的軍力和開支，那麼民主政治的各項自由，可能會一個個地屈服於武器和沖突。假如種族或階級斗爭把我們分成兩個敵對的陣營，把政治的辯論變為盲目的仇恨，那麼一方或另一方就可能會用刀劍來推翻競選活動的講台。如果我們的自由經濟不能像其創造財富那樣有效地分配財富，則獨裁統治將會向每個人敞開大門，隻要這個人能夠說服大眾，並保証他們的安全。一個尚武的政府，隨便用什麼動聽的口號，都足以吞噬整個民主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