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2015年推薦第一書《歷史的教訓》【5】

　　內容搶鮮讀

　　生物學與歷史

　　歷史只是生物學的一個片段：人類的生命是陸地和海洋生命滄桑變化的一部分。有時，夏日獨自漫步在森林裡，我們會聽到或看見眾多生靈的活動，它們在飛翔、跳躍、潛行、蠕動、打洞。我們的到來會讓受驚的小動物逃跑，飛鳥四散，魚兒消失在溪流中。突然我們感到，在這個沒有偏見的星球上我們是多麼危險的可怕的少數，我們會有片刻的感覺，而那萬千生靈顯然會這樣覺得，我們是進入他們領地的闖入者。此時人類的所有記錄和成就都會謙卑地復歸於萬千生靈的歷史和視野。我們所有經濟上的競爭，我們的爭奪異性，我們的飢餓、愛情、悲傷與戰爭，和那些隱藏在叢林落葉之下，潛行於水中或跳躍於樹枝之間，正在追逐、求偶、爭斗和受苦的生靈，並無二致。

　　因此，生物學的法則同樣也是歷史的基本教訓。我們受進化過程的支配，也受到生物界弱肉強食、適者生存法則的考驗。如果我們當中有人避免了這種競爭與考驗，那主要是因為我們的種群保護了我們，但這個種群自身也必須經受生存的考驗。

　　所以，生物學給歷史的第一個教訓就是：生命即是競爭。競爭並不僅僅是交易的生命，而是生命的交易——當食物豐盛時競爭是和平的，當糧食緊缺時競爭是充滿暴力的。動物之間互相吞食而沒有絲毫愧疚，文明人則通過法律的正當程序相互利用。合作是真實的，並且隨著社會發展而不斷增加，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它是競爭的工具或手段。我們在自己的群體中——我們的家庭、社區、俱樂部、教會、黨團、“種族”或者國家——團結合作，是為了在與其他群體的競爭中強化我們的群體。競爭的群體擁有與競爭的個體一樣的特征：貪得無厭，好勇斗狠，黨同伐異，狂妄自大。由我們集合而成的國家，就像個人一樣，以更放肆的方式表達著我們的天性，並在更大范圍內推行我們的善和惡。我們好勇斗狠、貪得無厭、利欲熏心，因為我們的血液中流淌著千萬年前的故事，那個時候我們的祖先為了生存，不得不去追捕、戰斗、殺戮，而且因為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捕獲其他野獸，不得不暴飲暴食。戰爭即是一個國家覓食的方式。戰爭促成國家間的合作，只是因為戰爭是競爭的最終極形式。除非我們的各個國家變成一個大而有效的保護性群體，否則國家之間勢必將繼續上演狩獵時期個人和家庭的行為。

　　生物學給歷史的第二個教訓是，生命即是選擇。在為食物、配偶和權力的競爭中，有的生物成功了，有的生物失敗了。為生存而戰的過程中，有的人在應付生存的各種考驗時，擁有比其他人更好的稟賦。鑒於“自然”(這裡是指全部實在及其演化過程)未曾認真拜讀過美國《獨立宣言》，以及法國大革命時期的《人權宣言》，所以我們生來就是不自由不平等的：我們受制於生理和心理上的遺傳因素，受制於我們群體的習俗和傳統﹔我們的健康和體力，心智和性格品質，生來就千差萬別。“自然”偏愛差異性，因為那是選擇和進化的物質基礎，即使是雙胞胎也有上百處的不同，不存在完全一樣的兩顆豌豆。

　　不平等不僅是自然的和先天的，而且還隨著文明的復雜化而增長。遺傳上的不平等導致了社會與人為的不平等﹔所有的發明或發現都是由杰出的個體所為，結果造成強者恆強，弱者恆弱，更有甚於以往。經濟的發展使得社會功能更加專業化，使能力產生差別，使得個人對於群體有著不同的價值。如果我們能徹底地了解身邊的人，那我們隻需要選擇 30%的人，並將其才能聯合起來，就足以與其余人的能力之和相等。生命與歷史正是這樣做的，帶著傲慢的不公，這不由得使人想起加爾文(Calvin)的上帝。

　　“自然”對我們夢想中的自由與平等的結合付之一笑。因為自由和平等是永恆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一方取勝，另一方即會死亡。當人們獲得自由時，他們之間天然的不平等差不多就會呈幾何式的增長，正如 19世紀自由主義統治下的英國和美國一樣。若要防止不平等的增長，就必然要犧牲掉自由，正如1917年以后的俄國那樣。即使受到壓制，不平等仍然會得到發展。隻有經濟才能處於平均水平以下的人，才會渴求平等﹔隻有那些才智高超的人，才會渴望自由﹔最終的結果總是智力更超群的人得償所願。烏托邦式的平等已被生物學判了死刑，立場溫和的哲學家所能指望的最佳狀態，是法律和教育機會的大致平等。隻有所有潛在的能力都能得到發展和發揮的社會，才會在群體間的競爭中獲得生存優勢。當遠距離打擊強化了國家間的對抗時，這種競爭變得更加激烈。

　　生物學給歷史的第三個教訓是：生命必須繁衍。“自然”對於不能大量繁殖的有機物、變種或者組織來說，都是毫無意義的。“自然”極其喜愛數量，因為量變是質變的先決條件﹔“自然”也喜歡從眾多掙扎求生的生命當中選取少數幸存者﹔毫無疑問，她對於成千上萬個精子爭相游向一個卵子使其受精的競爭，也視為理所應當。與個體相比，大自然更喜歡群體，她對文明和野蠻幾乎不加區分。她不介意高出生率通常會導致在文化上變得不那麼文明，而低出生率通常又與文化高的文明相伴。同時，她(這裡是指繁衍、變異、競爭、選擇以及生存的自然過程)也樂於看到，低出生率的國家周期性地受到更加孔武有力和生育力強的群體的懲罰。愷撒時代，高盧人借助羅馬軍團的幫助打退了日耳曼人的進攻，時至今日，他們又借助於英國和美國軍團的幫助來抵抗他們。當羅馬帝國滅亡時，法蘭克人從日耳曼涌入，從而建立了高盧法蘭西。假如英國和美國衰落了，那麼法蘭西，這個從十九世紀以來人口幾乎不變的國家，或許會再次遭受被蹂躪的命運。

　　如果人類的繁衍過快從而使食物變得短缺，大自然有三個辦法使其恢復平衡：飢荒、瘟疫和戰爭。在馬爾薩斯(ThomasMalthus)寫於 1798年的名著《人口論》中，作者解釋道，沒有這些周期性的事件，人類的出生率便會大大地超過死亡率，而人口的成倍增長又會使得糧食的增產毫無意義。盡管馬爾薩斯是個牧師，一個好心人，但他依然指出，對窮人的救濟或供應食物導致了他們過早結婚並且毫無節制地生育，從而使得問題變得更加嚴重。在 1803年再版時，他提議放棄除傳宗接代以外的性生活，但他又拒絕贊成其他的節育方法。由於這項神聖的動議被接受的希望不大，他預測，未來人類增長和食物產量間的平衡，仍將和過去一樣，勢必依賴於飢荒、瘟疫和戰爭。

　　十九世紀農業的發展及避孕技術的進步，明顯地駁斥了馬爾薩斯的觀點：在英格蘭、美國、德國和法國，食物供給與人口增長率同步前行，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准也延緩了結婚年齡，降低了家庭規模。消費者的增加同樣意味著生產者的增加：新的“人手”開墾了更多的土地來種植更多的糧食。近年來，加拿大和美國出口了成千上萬蒲式耳的小麥，同時國內也沒有發生飢荒，這一事件似乎給了馬爾薩斯一個鮮活的反駁。如果現今的農業技術能夠在全世界范圍內應用的話，那地球能夠養活兩倍於現今數量的人口。

　　當然，馬爾薩斯或許會說，這種解決方式最多隻能延緩災難而已。土地上能夠生長的作物終歸是有限的﹔再先進的農業技術也遲早會被過高的出生率抵消﹔與此同時，醫藥事業、衛生事業和慈善事業的發展，也會讓那些不適宜生存的人能得償所願地增加，導致優勝劣汰的目的付諸東流。對於這一點，有些人可能會這樣回答：工業化的進步、城市化、受教育程度及生活水准的提高，會使那些威脅世界安全的國家，因此而降低生育率，就像在歐洲和北美已經發生過的那樣。在生產和生殖達到平衡之前，傳播避孕的知識和方法，都隻能是基於人道立場的勸導。理想的傳宗接代，應當是健康者的權利，而不是性愛沖動的一個副產品。

　　是否有証據表明，節育不利於優生——那些實行生育控制的民族，是否降低了國民的整體智力水平？假定聰明人比凡夫俗子更多地採用節育方法，那麼文化人的功勞顯然會在一代又一代人中被蒙昧人群的生育抵消。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被我們所說的聰明，大多是個體教育、獨特機遇和不同經歷的產物，沒有証據表明，他們的高智商是通過基因遺傳而來的。即使是博士的兒子，也必須接受教育，經歷他們少不更事的謬誤、教條、主義這些青春期麻疹的洗禮﹔我們也不能說，生活於貧困潦倒中的窮人，他們的基因中一定沒有潛能和過人之處。就生物學的立場來看，在生育方面，生理上的健康可能比智力上的優越更有價值﹔尼採(Nietzsche)就認為，德國最優異的血液流淌在德國農民的血管裡﹔從種族繁衍的角度來看，哲學家並不是最適合的材料。

　　在希臘和羅馬的歷史中，家庭節育也曾起到過一些影響。我們驚奇地發現，愷撒(Julius Caesar)於公元前 59年對羅馬那些子女眾多的家庭予以獎勵，並且禁止沒有孩子的女人搭乘轎子，以及佩戴珠寶飾物。而奧古斯都(Augustus)大約在40年之后又重申了這項法令，隻不過好像同樣沒起什麼作用。在上層社會，推廣節育持續，與此同時，來自北日耳曼、希臘以及猶太人的移民充斥意大利，填補並改變了意大利人口結構。]極有可能的是，這種種族的改變，削弱了居民抵抗政府無能，以及抵抗外部攻擊的能力和意願。

　　在美國，盎格魯 -撒克遜人較低的出生率，已經降低了他們在經濟上和政治上的權力﹔而羅馬天主教家庭的高出生率，預示著到2000年的時候，羅馬天主教教會將在美國國家、城市和各州的地方政府中擁有決定性的力量。類似的過程也發生在法國、瑞士和德國的天主教徒身上﹔伏爾泰(Voltaire)、加爾文 (Calvin)和路德 (Luther)的故鄉，有可能很快就會重回羅馬教皇的懷抱。所以，出生率就像戰爭一樣，可以決定基督神學的命運﹔732年，伊斯蘭教徒在圖爾的失敗，使得法國和西班牙得以繼續信仰《聖經》，而不是《古蘭經》。所以天主教徒優越的組織、教規、道德、忠誠和繁衍，有可能抵消新教改革和法國啟蒙運動的影響。歷史是一位無出其右的幽默大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