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証明”頻引吐槽 專家：要搞清到底為了誰方便

　  22日，一則《為了証明我是奶奶的孫子》的文章引發關注。事實上，自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初痛斥某些辦事機構之后，類似需要“証明我X是我X”的吐槽就井噴式爆出。就在輿論“一邊倒”斥責“奇葩証明”的風向下，有人不禁質疑：難道不需要証明麼？有人冒充了怎麼辦？

　　現象

　　“証明我X是我X”井噴式爆出

　　22日，中國青年報刊載一則題為《為了証明我是奶奶的孫子》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廣泛關注。

　　該文作者是一名媒體人，在開篇即提到，“這可能是我邏輯最混亂、心思最沉重的文章”。在這篇1000余字的文章中，作者詳述了自己和母親四處開具“我父親是我奶奶的兒子”“我是我父親的兒子”“我是我奶奶的孫子”等一系列証明的過程。

　　在經過一系列折騰還未最終結果的情況下，作者喟嘆：而與“失獨補助”相應的入住養老機構補貼、醫療護理補貼、大病一次性救助金等福利，我們都不敢奢望了。

　　中新網記者注意到，自李克強5月6日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以旅游需要証明“你媽是你媽”為例痛斥某些辦事機構之后，需要証明“我X是我X”的吐槽就集中大爆發，更有甚至要求証明“我是我”，持續引發關注。

　　有媒體記者不完全統計顯示，在5月6日以來的公開報道中，被曝光的關於“奇葩証明”的事件至少有30起。而從曝光事件的內容來看，在這30起事件中，要求証明親屬關系的達到14起，佔比近一半，其中包括証明夫妻、父子、兄弟、爺孫等各種關系。此外，這些事件中還包括証明死亡、健在、未婚、無犯罪記錄等個人狀況。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副主任孫曉莉教授對中新網記者分析，這樣一個相對集中的矛盾短期內暴露出來，顯示出在審批方面積壓多年的民怨。

　　“網友吐槽的這些事情，多是和社會事務的管理聯系在一起的，這說明政府的治理能力還有很大的提高空間。”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

　　疑問

　　“難道不需要証明麼？”

　　就在輿論“一邊倒”斥責奇葩証明的風向下，有人不禁質疑：難道不需要証明麼？有人冒充了怎麼辦？

　　有媒體舉例說，“你要從銀行裡取走過世親人賬戶上的錢，不証明親屬關系，不証明繼承的問題，銀行怎麼可能放行？”

　　孫曉莉對此表示，對個別審批要求不能“一棍子打死”，而要一分為二辯証地看，有些確實是合理的，也就是必須要証明清楚的，需要保留，否則在政策面前，就人為地制造出新的矛盾了。

　　竹立家也表示，政府就是對社會進行管理、對市場進行監管，而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審批，這是必要的，沒有什麼爭論，但是政府必須搞清楚自己的權力清單。

　　在竹立家看來，近期之所以出現大量証明“我X是我X”的吐槽，一方面是因為一些政府部門對自己的權力清單不是很清晰，沒有厘清自己的權力邊界，另一方面，政府的辦事流程不夠精簡、強化，治理能力不高，服務意識不強。

　　“我隻要拿到証明，我就沒責任了，反正我起到把關、審核的作用了。”孫曉莉在採訪中批評了一些政府部門人員的這種諉責行為。

　　她說，正是因為這種各自為政的諉責行為，才出現了如此之多的奇葩証明，尤其類似“連環套”的証明，體現出一些政府部門職能交叉、管理分割、不願擔責、服務意識差等一系列問題。

　　《為了証明我是奶奶的孫子》一文作者也指出：作為媒體人，工作中我是很理性地看待開証明的問題，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有關部門的認真態度和法律意識，但如果只是粗淺的理解且不能刪繁就簡，豈不就成了李克強總理的發問，“老百姓辦個事咋就這麼難？政府給老百姓辦事為啥要設這麼多道‘障礙’？”

　　“所以，這不是需不需要証明的問題，而是需要如何証明的問題。”孫曉莉說。

　　求解

　　打破信息壁壘，寓管理於服務

　　“奇葩証明”如此多，如何消除？

　　“之所以要拿証明，就是因為這些信息他不掌握，讓你去取証，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群眾的辦事成本。”孫曉莉分析，這說明政府部門之間信息不共享的現象比較突出。

　　為此，孫曉莉呼吁打破政府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她說，“實際上，現在已進入大數據時代，很多信息都是可以實現共享的。隻有信息共享，才能更好地解決社會管理當中的很多具體問題。”

　　竹立家分析，不合理的行政審批制度是滋生各類“奇葩証明”的根源。不過他注意到，官方在這方面已有所部署。

　　國務院5月15日公布的《2015年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轉變政府職能工作方案》提出，2015年，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和轉變政府職能工作，要從減少審批向放權、監管、服務並重轉變，統籌推進行政審批、投資審批、職業資格、收費管理、商事制度、教科文衛體等領域改革，著力解決跨領域、跨部門、跨層級的重大問題。

　　竹立家提醒，在行政審批加速做“減法”的同時，問責追究應該盡快做“加法”。

　　有媒體亦指出，須看到，在反腐正風大背景下，很多公務人員不再明目張膽地權力尋租，但還有給老百姓辦事設置障礙的慣性。一些機關人員不敢再吃、拿、卡、要，就通過奇葩証明搞點“故意刁難”，在被人討厭中尋得權力的快感。說到底，還是問責機制不夠健全，有權必有責、失職被追責沒有成為共識。

　　孫曉莉進一步指出，除了制度設計之外，從根本上來講，還需要政府工作人員理念的轉變，“政府要寓管理於服務，而不是單純的硬性管理。”

　　“一個核心思想是，要服務於老百姓，讓民眾方便，而不是讓管理部門方便。”孫曉莉說。(記者 馬學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