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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葩証明”頻引吐槽 專家:要搞清到底為了誰方便

馬學玲

2015年05月23日09:01  來源:中國新聞網  手機看新聞  字號

原標題:“奇葩証明”頻引吐槽 專家:要搞清到底為了誰方便

   22日,一則《為了証明我是奶奶的孫子》的文章引發關注。事實上,自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初痛斥某些辦事機構之后,類似需要“証明我X是我X”的吐槽就井噴式爆出。就在輿論“一邊倒”斥責“奇葩証明”的風向下,有人不禁質疑:難道不需要証明麼?有人冒充了怎麼辦?

  現象

  “証明我X是我X”井噴式爆出

  22日,中國青年報刊載一則題為《為了証明我是奶奶的孫子》的文章,在社交媒體上引發廣泛關注。

  該文作者是一名媒體人,在開篇即提到,“這可能是我邏輯最混亂、心思最沉重的文章”。在這篇1000余字的文章中,作者詳述了自己和母親四處開具“我父親是我奶奶的兒子”“我是我父親的兒子”“我是我奶奶的孫子”等一系列証明的過程。

  在經過一系列折騰還未最終結果的情況下,作者喟嘆:而與“失獨補助”相應的入住養老機構補貼、醫療護理補貼、大病一次性救助金等福利,我們都不敢奢望了。

  中新網記者注意到,自李克強5月6日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以旅游需要証明“你媽是你媽”為例痛斥某些辦事機構之后,需要証明“我X是我X”的吐槽就集中大爆發,更有甚至要求証明“我是我”,持續引發關注。

  有媒體記者不完全統計顯示,在5月6日以來的公開報道中,被曝光的關於“奇葩証明”的事件至少有30起。而從曝光事件的內容來看,在這30起事件中,要求証明親屬關系的達到14起,佔比近一半,其中包括証明夫妻、父子、兄弟、爺孫等各種關系。此外,這些事件中還包括証明死亡、健在、未婚、無犯罪記錄等個人狀況。

  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研部副主任孫曉莉教授對中新網記者分析,這樣一個相對集中的矛盾短期內暴露出來,顯示出在審批方面積壓多年的民怨。

  “網友吐槽的這些事情,多是和社會事務的管理聯系在一起的,這說明政府的治理能力還有很大的提高空間。”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說。

  疑問

  “難道不需要証明麼?”

  就在輿論“一邊倒”斥責奇葩証明的風向下,有人不禁質疑:難道不需要証明麼?有人冒充了怎麼辦?

  有媒體舉例說,“你要從銀行裡取走過世親人賬戶上的錢,不証明親屬關系,不証明繼承的問題,銀行怎麼可能放行?”

  孫曉莉對此表示,對個別審批要求不能“一棍子打死”,而要一分為二辯証地看,有些確實是合理的,也就是必須要証明清楚的,需要保留,否則在政策面前,就人為地制造出新的矛盾了。

  竹立家也表示,政府就是對社會進行管理、對市場進行監管,而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就是審批,這是必要的,沒有什麼爭論,但是政府必須搞清楚自己的權力清單。

  在竹立家看來,近期之所以出現大量証明“我X是我X”的吐槽,一方面是因為一些政府部門對自己的權力清單不是很清晰,沒有厘清自己的權力邊界,另一方面,政府的辦事流程不夠精簡、強化,治理能力不高,服務意識不強。

  “我隻要拿到証明,我就沒責任了,反正我起到把關、審核的作用了。”孫曉莉在採訪中批評了一些政府部門人員的這種諉責行為。

  她說,正是因為這種各自為政的諉責行為,才出現了如此之多的奇葩証明,尤其類似“連環套”的証明,體現出一些政府部門職能交叉、管理分割、不願擔責、服務意識差等一系列問題。

  《為了証明我是奶奶的孫子》一文作者也指出:作為媒體人,工作中我是很理性地看待開証明的問題,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有關部門的認真態度和法律意識,但如果只是粗淺的理解且不能刪繁就簡,豈不就成了李克強總理的發問,“老百姓辦個事咋就這麼難?政府給老百姓辦事為啥要設這麼多道‘障礙’?”

  “所以,這不是需不需要証明的問題,而是需要如何証明的問題。”孫曉莉說。

  求解

  打破信息壁壘,寓管理於服務

  “奇葩証明”如此多,如何消除?

  “之所以要拿証明,就是因為這些信息他不掌握,讓你去取証,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群眾的辦事成本。”孫曉莉分析,這說明政府部門之間信息不共享的現象比較突出。

  為此,孫曉莉呼吁打破政府部門之間的信息壁壘,她說,“實際上,現在已進入大數據時代,很多信息都是可以實現共享的。隻有信息共享,才能更好地解決社會管理當中的很多具體問題。”

  竹立家分析,不合理的行政審批制度是滋生各類“奇葩証明”的根源。不過他注意到,官方在這方面已有所部署。

  國務院5月15日公布的《2015年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轉變政府職能工作方案》提出,2015年,推進簡政放權、放管結合和轉變政府職能工作,要從減少審批向放權、監管、服務並重轉變,統籌推進行政審批、投資審批、職業資格、收費管理、商事制度、教科文衛體等領域改革,著力解決跨領域、跨部門、跨層級的重大問題。

  竹立家提醒,在行政審批加速做“減法”的同時,問責追究應該盡快做“加法”。

  有媒體亦指出,須看到,在反腐正風大背景下,很多公務人員不再明目張膽地權力尋租,但還有給老百姓辦事設置障礙的慣性。一些機關人員不敢再吃、拿、卡、要,就通過奇葩証明搞點“故意刁難”,在被人討厭中尋得權力的快感。說到底,還是問責機制不夠健全,有權必有責、失職被追責沒有成為共識。

  孫曉莉進一步指出,除了制度設計之外,從根本上來講,還需要政府工作人員理念的轉變,“政府要寓管理於服務,而不是單純的硬性管理。”

  “一個核心思想是,要服務於老百姓,讓民眾方便,而不是讓管理部門方便。”孫曉莉說。(記者 馬學玲)

(責編:楊柳(實習)、肖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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