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2015年推薦第一書《歷史的教訓》【3】

　　專家解讀之二

　　重視從人類文明史視角考察黨風廉政建設工作

　　——兼評《歷史的教訓》一書

　　任建明(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

　　杜蘭特夫婦的《歷史的教訓》一書雖然只是一本不到10萬字的小冊子，但卻是他們有關人類文明史的一系列豐厚研究成果的高度濃縮和凝練。這本小冊子提醒人們應當重視從廣闊的歷史、世界以及多學科視角看待人類社會的文明演進以及很多的具體現象，包括腐敗和反腐敗，非常值得人們仔細的研讀並展開深入的思考。本評論將側重於腐敗和反腐敗問題。

　　從歷史、世界、多學科三個維度研究人類文明史

　　杜蘭特夫婦研究的是人類文明史，試圖要回答的是一些有關人和人類的深層次問題：什麼是人性，什麼是人類行為的本質，以及人類的前途究竟會如何？(第6-7頁)。其研究方法具有多維性和廣闊性。具體來看，主要是三個維度，即歷史、世界和多學科。在每個維度上都具有相當的廣闊性。

　　首先是歷史維度。杜蘭特夫婦試圖從一個更為廣闊的歷史縱深上來探討人類的本質問題。在他們看來，僅停留在一個很短的甚至是較長的、很長的時期內，都很難看出人類的本質。在他們的研究中，從他們的歷史縱深尺度來衡量，所謂的“人類歷史”(人類產生以后的歷史，更准確地說是有文明記載的人類歷史)“只是宇宙中的一瞬間”(第9頁)，“只是生物學的一個片段：人類的生命是陸地和海洋生命滄桑變化的一部分。”(第17頁)可見，他們試圖延展的歷史縱深是何等的廣闊？

　　其次是世界維度。濃縮成《歷史的教訓》小冊子的是杜蘭特夫婦的多部原著，其中主要是《世界文明史》。《世界文明史》共有11個分冊，囊括了世界上的所有主要文明。從這些分冊的名字就可見一斑，包括：東方、希臘、凱撒、基督、路易十四、伏爾泰、盧梭、拿破侖。恐怕給中國讀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他們關於中國文明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討論，例如王莽、王安石、科舉制等。可見其世界橫向維度的廣闊性。

　　再其次是多學科維度。威爾·杜蘭特教授主要是哲學家和歷史學家，當然，他也在哥倫比亞大學短暫地研究過生物學。可是，為了探究人類本質問題，他採用了驚人地廣闊的多學科維度，涵蓋人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兩大學科門類。在每個學科門類中，又分別涉及多個學科，包括哲學、人類、宗教、倫理、種族、心理、歷史、經濟、政治、戰爭，天文、地理、地質、生物等。

　　不論是在重要研究問題的選擇和聚焦上，還是為研究重要問題所採用的廣闊視角以及方法上，都值得人們學習和借鑒。正是因為杜蘭特夫婦的研究選擇了最為重要的問題，採用了如此廣闊的視野和方法，因此，其研究所獲得的一些結論：人類文明史提供給人類的教益，就具有重要的價值，至少值得人們去深思。

　　反腐的理想境界，即實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正如書名所言，《歷史的教訓》一書主要的結論性貢獻是關於人類文明史上的一系列教訓或教益，這些教益對人類未來的文明演進來說是彌足珍貴的。鑒於本評論所討論的重點問題是腐敗與反腐敗，這裡僅涉及書中有關人類本質，主要是人性以及人類文明演進趨勢方面的一些觀點。

　　首先，作為人類重要本質的人性，具有雙面性，對於人類社會來說具有基礎性，其變化是極為緩慢的，甚至在人類迄今為止仍十分短暫的歷史上，還看不出它的明顯變化。本人十分認同杜蘭特夫婦的這些觀點。

　　在講到人類社會的戰爭、腐敗、風氣不良以及種種罪惡時，盡管杜蘭特夫婦提及人性中的很多缺陷，例如，貪婪、自私、好色、驕傲、欲望等(第61、137、169頁等處，這裡的部分人性要素被作者歸於積極層面，評論者並不認同)，但客觀理性地看，人性具有雙面性。人性中同時具有善和惡，好和壞，積極和消極兩個面向。他們認為，人性是人的本能所形成的習慣以及伴隨著的各種情緒的總和(第45頁)。在他們所列出的人的性格元素表(第44頁)中，無論是關於本能、習慣還是情緒，都從積極和消極兩個維度進行了描述。人性中天然地、同時地具有這兩個面向，這似乎是很矛盾的、不可能存在的情況，但這卻是客觀的存在。選擇其一而否定另一面都是片面的、錯誤的。正因如此，本人一直認為，所謂東方儒家文明主張人性善和西方基督教文明主張人性惡，以及到底哪個正確的爭論是毫無意義的。

　　盡管從理論上講，在歷史的長河中，人性一定會有所改變，但人性的變化卻是極為緩慢的。就已知的歷史來說，人性並未發生多大的改變(第45、167頁)。這種人性的相對穩定性，應該是人性的一個基本的、深層的特點。甚至可以說，是人性改變了人類歷史，而非歷史改變了人性。或許人性的這種穩定性就源於人性的雙面性特征。因為對立統一的東西，往往可以持久。

　　人性的這些特點，就決定了它是人類社會的基礎。人類社會的基礎並不在於人的理想、價值之類的東西(第43頁)。這些觀點告訴我們，必須客觀、辯証、理性地看待人性。對於那些可能對人類社會有較大影響力的政界、學界和商界領袖們來說，尤其不能片面地看待人性，不應該試圖通過改造人性來實現其社會變革藍圖。反對腐敗，實現政治廉潔，應該說就是一個宏偉的社會改造計劃，但也不應該試圖通過徹底改造人性來實現。以反腐敗的一個理想境界，即實現“三不”(“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來看，現實的目標應該是實現前兩個“不”，即使試圖實現“不想”，也主要不是通過改造人性使然。

　　人類文明在不斷地經歷著周期性的繁榮和衰退，但從人類文明史演進的歷史長河來看，人類文明進步的趨勢是較為肯定和明顯的(第十三章)。文明是一個復雜的概念，在文明的許多層面，可能都進展緩慢、甚至看不出變化，例如人性、人類幸福，但人類文明進步的總體趨勢是令人樂觀的。為了解釋這一文明進步趨勢，杜蘭特夫婦還給“進步”下了一個狹義的定義，即：人類增加了對生活環境的控制(第173頁)。人類之所以能在生活環境控制方面有明顯的提升，其手段主要是兩個方面，一是世俗制度(第77頁)，二是科學技術(第168頁)。在人類文明史上，特別是進入工業文明之后，世俗制度和科學技術都有了長足的進步。人類的世俗制度文明取得了日益豐富的成就，其中的杰出者即法律(或法治)、教育(第77頁)和民主制度(第122-136頁)。人類的世俗制度和科學技術進步相互結合，使人類對生活環境的控制程度即文明進步程度得以提升。

　　對於黨風廉政建設的啟示和教益

　　腐敗現象在人類社會上已經存在了很長的歷史。腐敗雖然有著復雜多樣的原因，但深層的原因卻主要是根植於人性，更具體地說，是人性中的消極層面，特別是人性中的自私、貪婪、欲望、好色、妒忌、攀比等等。人性變化極其緩慢的特點可能就是導致腐敗現象十分頑固，人類社會難以在短期內將其徹底鏟除的主要原因。考察迄今為止的人類文明史，腐敗、貪污、賄賂總是延綿不絕。與腐敗現象關系密切的社會風氣(杜蘭特夫婦使用“風尚”一次，見第169頁)也是時好時壞，並未顯示出向好的趨勢。正是從這個層面來說，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反腐敗具有長期性、作風建設永遠在路上，王岐山書記強調應重視從人類文明史視角來看待黨風廉政建設工作，在黨風廉政建設上不能犯急性病(在2014年12月26日專家座談會上講話的一個要點)等，是很有道理的。

　　然而，正像杜蘭特夫婦歷經廣闊時空和多學科考察后，認為人類文明，特別是在工業文明以后呈現出明顯進步的趨勢那樣，人類在反腐敗上也呈現出這樣的趨勢。套用杜蘭特夫婦給文明進步所下的定義，可以給人類的反腐敗進展下一個定義，即：增加了對腐敗的控制，或在對腐敗的防控上取得了顯著的進步。這個進步在工業文明之后，尤其肯定和顯著。考察當今世界，盡管總數仍然偏少，但是的確有少數國家或地區(例如中國香港)在防控腐敗上，取得了質的進步，甚至可以稱得上取得了反腐敗的成功。亞洲的兩個樣板，新加坡和香港，就是得到廣泛認可的例子。在工業文明之前，這些成就是難以企及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應當堅定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的信心。隻要政治決心足夠，戰略、策略、對策合理有效，我們也一定可以在不久的將來，在對腐敗的防控上，取得質的進步，實現十八大提出的“建設廉政政治”的宏偉目標。何以能夠在防控腐敗上取得實質性進步？主要還是依靠“世俗制度”，通過實質性地推進法治和民主，改進教育工作，以及在懲治和預防腐敗的微觀制度建設上做出努力，我們也可以肯定地實現“不敢腐”和“不能腐”。那樣，我們也就成功了。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強調反腐敗和作風建設的“長期性”、“永遠在路上”，與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在防控腐敗上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並不矛盾。仍以新加坡和香港為例，它們在30年前就已經實現了“不敢腐”和“不能腐”，但迄今為止，都毫無例外地保留了各自的高度專業的反腐敗機構和隊伍，每年仍都撥付可觀的預算用以支持反腐敗機構防控腐敗的工作。即使我們也可以很快地取得它們30年前就已經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肯定地說，我們絕對不能有短期行為的想法，而必須堅持長期性觀點。另一方面，我們也絕不能因為強調“長期性”和“永遠在路上”，就不去在短期內努力追求質的進步。我們理應以更高的效率、更小的社會代價實現這樣的質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