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2015年推薦第一書《歷史的教訓》【4】

　　內容搶鮮讀

　　經濟與歷史

　　按照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的描繪，歷史是運行中的經濟—個體、群體、階級及國家為了食物、能源、材料和經濟實力所開展的競爭。政治體制、宗教機構、文化創造，都植根於經濟現實之中。所以，工業革命帶來了民主政治、女權運動、計劃生育、社會主義，以及宗教的衰落、道德的鬆弛，使文學從依賴於貴族的贊助中解放出來，小說的體裁也由浪漫主義改變為現實主義—以及用經濟學的眼光來解讀歷史。在這些運動中，那些杰出的人物是果，而不是因。如果不是希臘人要尋求對達達尼爾海峽的商業控制，可能到今天我們都不會知道阿伽門農(Agamemnon)、阿喀琉斯(Achilles)和赫克托耳(Hector)是何許人。吸引千艘船匯集到伊利昂(Ilium，特洛伊的拉丁名，譯者注)的，是經濟上的野心，而不是“比夜晚天空中閃爍的萬千顆繁星還要璀璨”的海倫的俏麗臉龐。這些狡黠的希臘人知道如何用詩意的遮羞布來掩蓋赤裸裸的經濟真相。

　　毫無疑問，經濟的解釋能闡明很多歷史現象。提洛同盟(Delian Confederacy)的錢建成了希臘的帕特農神廟(Parthenon)，埃及艷后克婁巴特拉女王(Cleopatra)的埃及國庫，復蘇了奧古斯都統治下經濟枯竭的意大利，支付了維吉爾的養老金和賀拉斯的農庄。十字軍東征，就像羅馬與波斯的戰爭一樣，都是西方世界企圖獲得前往東方世界的貿易通道，十字軍東征的失敗，導致了美洲的發現。美第奇(Medici)家 族的銀行出資支持了佛羅倫薩的文藝復興，紐倫堡的貿易和工業造就了丟勒(Dürer)。法國大革命的到來，不是因為伏爾泰卓越的諷刺散文和盧梭傷感的浪漫小說，而是因為中產階級已經上升到經濟的領導地位，為了他們的企業與貿易，他們需要立法的自由，渴望得到社會的認可和政治權力。

　　馬克思並沒有聲稱，個人總是受經濟利益的驅動﹔他更不認為，是物欲導致了阿貝拉爾(Abelard)的戀情、釋迦牟尼的佛音以及濟慈(Keats)的詩文。但是，他可能也低估了群眾運動中非經濟誘因所起的作用，比如：由於宗教的狂熱，產生了激進的穆斯林和西班牙軍隊﹔由於民族的情緒，出現了希特勒的軍隊和日本神風敢死隊﹔由於暴民的自取滅亡，造成了 1780年 6月2日到 6月 8日倫敦的高登(Gordon)暴動，以及 1792年 9月 2日到 9月 7日巴黎的大屠殺。在這種情況下領導者的動機(通常是隱蔽的)可能是經濟的，但是結果卻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群眾的情緒。在許多實例中，更明顯的原因是政治權力、軍事力量而不是經濟活動，就像 1917年俄羅斯的布爾什維克奪取政權，或者在南美洲歷史上不斷發生的軍事政變。誰能夠宣稱，摩爾人征服西班牙人、蒙古人征服西亞和莫臥兒王朝征服印度，都是經濟力量的產物？在這些事件中，窮人被証明比富人更強，軍事上的勝利換來了政治上的統治地位，並帶來了經濟的控制權。武將可以用軍事的方式闡述歷史。

　　如果承認這些說法，我們就可以從過去的經濟分析中獲得無盡的教誨。我們觀察到：入侵的蠻族發現羅馬之所以衰落了，是因為以前為羅馬軍團提供兵員的，是既能吃苦又愛國的農業人口，他們是為祖國而戰的勇士，如今取代他們的則是在巨大農場裡無精打採的奴隸，這些農場由個別人或者少數幾個人擁有。今天，小農場無法使用最好的設備來實現盈利，迫使農業活動再次走向資本主義或共產主義所有權下的規模化生產。有人曾經說：“文明是人和鋤頭上的寄生虫。”但是到了現在，“人”和“鋤頭”都不復存在，而變成了一隻在拖拉機或聯合收割機方向盤上的“手”。農業成為了一個產業，不久農民就必須在成為資本家的雇工抑或是國家的員工之間進行選擇。

　　另一方面，歷史又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但治錢者治一切。”所以，銀行家爬升到經濟金字塔的最頂端，他們觀察農業、工業以及貿易的趨勢，引導資金的流動，使我們的錢發揮出兩倍甚至三倍的效用，他們控制貸款、利潤和企業，他們進行風險最大又收益最大的活動。從佛羅倫薩的美第奇家族、奧格斯堡的福格爾家族(Fuggers)、巴黎和倫敦的羅斯柴爾德家族(Rothchilds)到紐約的摩根家族(Morgans)，這些銀行家們都穩穩地坐在政府的議事廳裡，為戰爭和教皇出錢，偶爾還會點燃革命的火花。可能這是他們權力的一個秘密：他們研究價格波動，知道歷史總是會通貨膨脹，錢是聰明人應當藏入地窖的最后一樣東西。

　　過去的經驗毫無疑問地告訴我們，每一個經濟體系或早或晚都要依賴於某種形式的利潤動機，以此來喚起個人和團體的 生產積極性。像奴隸制、警察監管或者是狂熱的意識形態，都証明生產率太低，花費太高，或太短暫。正常情況下，一般來說，人的價值是根據他們的生產能力來判斷的 —戰爭時期是個例外，在那個時候，人的排名會依據他們的破壞能力而定。

　　在各種各樣的社會中都是這樣，由於每個人的實際能力都不一樣，這些能力多數都是掌握在少數人的手中。財富的集中，是這種能力集中的自然結果，這種情況在歷史上經常有規律地重演。集中度要視道德和法律允許的經濟自由程度而定(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況下)。專制主義可能在一段時間內會延緩集中的速度，民主政體因為准許最大限度的自由，會加速集中。美國人在 1776年前是相對平等的，現在已經被成千上萬種生理上、精神上和經濟上的差異所擊垮，以致於現在最富有者和最貧困者的貧富差距，比自羅馬帝國財閥時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要大。在不斷進步的社會中，這種集中程度可能會達到一個臨界點，眾多窮人數量上的力量與少數富人能力上的力量勢均力敵，此時不穩定的平衡便會造成危險局勢。歷史對此有不同的應對方式，或者是通過立法，用和平的手段重新分配財富﹔或者是通過革命，用暴力的手段強行分配貧困。

　　公元前 594年的雅典，根據普魯塔克(Plutarch)的說法：“富人與窮人之間的財富差距，已經達到了最高點，所以這座城市似乎處在一種危險的狀態，沒有其他的手段能將它從騷亂中解放出來……似乎可行的方法，隻有動用專制的權力。”這些窮人發現自己的處境一年比一年糟糕—政府掌控在他們主人的手中，貪贓枉法的法院做出的每一項判決，都對窮人不利—於是，他們開始談論暴力反抗。而富人呢，又對向他們財產提出挑戰的行為勃然大怒，也准備用武力來保衛自己。理智佔了上風，溫和的勢力確保了梭倫(Solon)，一個出身貴族的商人，當選為最高執政官。梭倫貶值貨幣，從而減輕所有債務人的負擔(盡管他自己也是債權人)﹔他減少一切個人間的債務，並且終止因欠債而坐牢的處罰﹔他取消了拖欠的稅款和貸款利息﹔他創立了一種累進所得稅制度，使得富人需要比窮人多付出十二倍的稅錢﹔他在更多的民意基礎上改組了法庭﹔安置那些在戰爭中為雅典而犧牲者的后人，由政府承擔他們的生活費和教育費。富人抗議說，梭倫的措施就是赤裸裸的非法沒收﹔激進分子則抱怨說，梭倫沒有重新分配土地。但是，人們幾乎都一致同意，梭倫的改革將雅典從革命中拯救了出來。

　　羅馬元老院因其智慧而聞名，但在意大利的財富逐漸集中到臨近爆炸點的時候，它採取了不妥協態度，結果引發了長達百年之久的貧民和貴族之間的戰爭。提比略 ·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本身是一個貴族，卻被選為代表平民的保民官，於是提出限制所有權的議案：每人所擁有的土地不能超過 333英畝(1英畝約相當於 4047平方米，譯者注)，剩余土地分配給首都躁動不安的無產者。元老院拒絕了他的提案，認為這樣做等於沒收。提比略·格拉古直接呼吁平民，告訴他們：“你們奮勇殺敵，流血犧牲，就是把財富和奢侈品拱手讓給別人去享受﹔你們被稱為世界的主人，但自己卻連立錐之地都沒有。”他違反羅馬的法律，競選連任保民官，但在一個選舉日的暴亂中，他被殺害了(公元前 133年)。他的弟弟蓋約(Caius)繼承他的事業，但並未能阻止暴力事件復發，下令讓他的仆人殺死他。仆人服從命令將他殺死(公元前 121年)，然后也自殺身亡。蓋約的三千追隨者，全部被元老院下令處死。馬略(Marius)成了平民們的領袖，當運動幾乎要演變成革命時，他卻退卻了。喀提林(Catiline)組織了一支由“可憐的窮人”組成的革命軍隊，意圖取消所有的債務。但他在西塞羅(Cicero)激昂的滔滔辯才面前無地自容，並在對政府的戰役中死亡(公元前 62年)。尤利烏斯·愷撒試圖妥協和解，但經過五年的內戰，也被貴族所翦除(公元前44年)。馬克·安東尼失之於把支持愷撒的政治與個人野心和戀情攪在了一起﹔屋大維在亞克興海角(Actium，希臘半島西岸，譯者注)擊敗了他，並確立了“元首政治”，在帝國疆域內的各國之間、各階級之間維持了 210年的“羅馬和平”時期。

　　在西羅馬帝國的政治秩序崩潰之后(476年)，歷經數百年的貧窮，又重新緩慢地走上財富的重新積累和集中的道路，其中一部分集中於天主教教會的手中。在一定程度上，宗教改革就是要通過減少德國和英國對羅馬教會的支付，以及讓世俗勢力分享天主教教會的財產和收入，來做一次新的財富再分配。法國大革命是企圖用暴力手段，在鄉村實行農民暴動，在城市實行大屠殺，來重新分配財富，但主要的結局卻是將財產和特權從貴族手中轉移到了資產階級手中。美國政府在 1933年到1952年間，以及 1960年到 1965年間，追隨梭倫的和平方法，完成了一次溫和的、穩妥的再分配﹔可能是這些政策的制訂者中，曾有人研究過歷史吧！美國的上層階級曾經詛咒過財富集中，遵從過財富集中，當然現在也在恢復財富集中。

　　我們的結論是，財富集中是自然的和不可避免的，可以借助暴力的或者是和平的部分再分配而得到周期性的緩解。就此而論，所有的經濟史都是這個社會有機體緩慢的心臟跳動，財富的集中和強制再分配，便是它巨大的收縮與擴張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