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紀委2015年推薦第一書《歷史的教訓》【6】

　　內容搶鮮讀

　　政府與歷史

　　英國詩人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認為，隻有傻瓜才會對政府的形式提出異議。歷史對所有的形式，以及政府這種普遍存在的東西，都會給予贊美。因為人類熱愛自由，而在一個社會裡，個人的自由是需要某些行為規范約束的，所以約束是自由的基本條件﹔把自由搞成絕對的，它就會在混亂中死去。因此，政府的首要工作，就是建立秩序﹔有組織地集中使用暴力，是無數私人手中的破壞性暴力之外唯一的選擇。權力當然要集中於中央，因為如果這種力量遭到分割、削弱或者分散，它就無法行之有效，就像當年波蘭議會採取的“自由否決制”一樣。因此， 君主政體在黎塞留(Richelieu)和俾斯麥(Bismarck)主政時不顧貴族的抗議而實行的集權，一向受到歷史學家們的贊揚。美國聯邦政府也有同樣的權力集中過程﹔當經濟活動不管州與州之間的邊界，隻能由某種中央權力來管理時，談論“州的權利”是沒有用的。當今，國際政府組織也在發展，因為工業、商業和金融跨過國界，具有了國際的形式。

　　君主制似乎是最自然的政府體制，因為它的權威適用於群體，就像父親在家族中或首領在戰士們中享有的權威一樣。如果我們以興盛和持續時間來判斷政府形式，那麼我們應該給君主制掌聲﹔相對而言，民主制一直是其中的插曲。

　　羅馬的民主政治，在格拉古兄弟(Gracchi)、馬略(Marius)和愷撒(Caesar)的階級戰爭中崩潰后，奧古斯都採用實際上的君主體制，實現了統治史上最偉大的成就，即“羅馬和平”(Pax Romana)，從公元前 30年直到公元 180年，自大西洋至幼發拉底河、從蘇格蘭至黑海的整個帝國，一直維持著和平。在奧古斯都之后，君主制雖然受到了卡裡古拉(Caligula，37-41年在位，譯者注)、尼祿(Nero，54-68年在位，譯者注)和圖密善(Domitian，81-96年在位，譯者注)等人的敗壞，但在他們之后，又出現了涅爾瓦(Nerva，96-98年在位，譯者注)、圖拉真(Trajan，98-117年在位，譯者注)、哈德良(Hadrian，117-138年在位，譯者注)、安東尼·庇護(AntoninusPius，138-161年在位，譯者注)和馬可·奧勒留(Marcus Aruelius，161-180年在位，譯者注)等人。勒南(Renan)曾經說，這“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善良和最偉大的一批相繼出現的君主” 。吉本(Gibbon)也說：“如果讓人找一段人類歷史上最幸福和最繁榮的時期，那麼他一定會毫不猶豫地說，是從涅爾瓦繼承王位開始到馬可·奧勒留逝世這段時間。他們保持統一的統治，也許是歷史上僅有的把謀求人民幸福作為唯一目標的政府。”在那個光輝的年代，羅馬人民都為自己享有的統治深感榮幸，而這個君主制度採取的是收養制度：皇帝不把皇權傳給他的子孫，而是挑選能力出眾的人，把他變成自己的養子，然后把他培養成對政府有益的人，並逐漸地把權力交給他。這個制度運行得不錯，部分原因是圖拉真和哈德良都沒有兒子，而安東尼 ·庇護的兒子在孩童時期就去世了。馬可·奧勒留有個兒子叫康茂德，因為馬可·奧勒留這個哲學家沒有另外指定繼承人，他的王位就由兒子繼承了﹔結果很快就引起了大混亂。

　　總之，君主制取得了中等的成績。這個制度因為繼承而引發的戰爭帶給人類的災難，和它的連續性和“正統性”帶來的好處一樣多。當這個制度採取了世襲制時，所帶來的愚昧、奢侈、裙帶關系、不負責任和奢靡之風，可能要比高貴氣質和政治家風范為多。路易十四(Louis XIV，1643-1715年在位，譯者注)經常被視為現代君主的典范，但法國人民卻因他的死亡而歡喜雀躍。現代國家的復雜性，讓任何想控制它的單一頭腦都歸於失敗。

　　因此，大多數政府都是寡頭政治——由少數人來統治，這少數人或是因為出身被選中，如貴族政治﹔或者是被宗教組織選出來，如神權政治﹔亦或是因為財大氣粗被選出來，如民主政治。多數人統治是不自然的(甚至盧梭也明白這一點)，因為多數人是不能夠被有效地組織起來參與統一的具體行動的，但是少數人卻可以做到這一點。假如大多數能力存在於人類的少數之中，則少數人統治，就會像財富集中一樣，是不可避免的。多數人所能做到的，頂多是定期把一個少數趕下台，再讓另一個少數上去。主張貴族政治的人認為，與依靠金錢、神學或暴力掌權相比，靠出身而當政是最明智的選擇。貴族政治使一小部分人從勾心斗角而又讓人精疲力竭的經濟競爭中解脫出來，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通過榜樣、環境、下層官職培養他們，使其能夠勝任政府的工作，這種工作需要特殊的准備，它不是普通家庭或一般背景可以提供的。貴族制度不僅是治國理政技能的搖籃，也是教養、禮儀、規范、品味的儲藏和傳播工具。看一看法國革命之后，道德、禮儀、風格和藝術都發生了哪些變化吧。

　　貴族鼓勵、支持並且控制藝術，但是他們很少能夠創造藝術。貴族們蔑視藝術家，把藝術家視為匠人。他們喜歡生活的藝術，而不是藝術化的生活，從未想過屈尊受盡千辛萬苦，而這通常是天才必須付出的代價。他們也很少進行文學創作，因為他們認為為出版而寫作是出風頭和推銷自己的表現。這種現象所導致的結果是，現代的貴族中產生了無所用心而又淺薄的享樂主義，他們一生都是假期，將特權地位享受到極致，常常不拿責任當回事。一些貴族政體便是由此而沒落的。從路易十四說出“朕即國家”，到路易十五聲稱“我死后管它洪水滔天”，也不過區區三代人的時間(約 90年，譯者注)。

　　因此，當貴族們專權壟斷、自私短視剝削壓迫人民的時候，當貴族們盲目地迷戀祖宗之法，使得國家發展遲緩的時候，當貴族們把人力和資源消耗在爭奪王位和開疆拓土的戰爭這一類王侯將相間的游戲中時，貴族制的優點也不能挽救它。后來，受排斥的人民在激烈的反抗斗爭中團結了起來。新的富人階級與窮人聯合起來對抗墨守成規和固步自封的貴族，斷頭台上砍下了數千貴族的頭顱。於是，民主政治開始取代了這種人類歷史上的惡政。

　　歷史會替革命辯護嗎？這是一個爭論已久的話題，路德(Luther)勇敢地與天主教教會決裂，而伊拉斯謨(Erasmus)則希望有耐心的和有秩序的改革﹔查爾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支持法國大革命，而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則要捍衛“成規”和連續性，這些都是很好的例証。有些時候，就像 1917年的俄國，頑固腐朽的制度似乎需要暴力去瓦解。但大部分時候，由革命所達到的效果，很明顯不通過革命而通過經濟發展的持續推動也能實現。在英語世界，美國沒有經歷任何革命也變成了一支主導的力量。法國大革命使控制著財力的商人階級變成統治勢力，取代了擁有土地的貴族們﹔但同樣的情況發生在 19世紀的英國，卻沒有經歷過流血犧牲，甚至都沒有打擾到民眾的日常安寧。與過去斷然決裂，會導致狂熱的行為，接踵而至的可能是突然的橫禍和毀滅。個人的明智，來自於他記憶的連續性，團體的明智則需要 其傳統的延續。在任何情況下，鏈條一斷，就會招致瘋狂的反應，就像 1792年 9月的巴黎大屠殺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