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為什麼有“朝陽群眾”“西城大媽”？

2000多萬人的首都北京，有著兩大響當當的“神秘組織”，聲名遠播、屢建奇功。

從中軸線往東看，“朝陽群眾”舉報犯罪、排查隱患，耳聰目明、正義感爆棚，被網友戲稱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報組織”﹔往西看，“西城大媽”為民服務、鄰裡守望，成為西城志願服務的金字品牌。

重大活動中，他們走上街頭巷尾，放哨站崗，紅馬甲、紅袖標、紅帽子是標志性的“三紅”﹔日常生活中，他們的身影隨處可見，就在我們的身邊。

今年新中國成立70周年的群眾游行慶祝活動上，他們列隊“當家作主”方陣，舞動紅綢，綻放熱情和自信的光彩。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7年視察北京時，專門提到了“朝陽群眾”“西城大媽”。他說：“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管，光靠政府力量不夠。北京有自己的好傳統，如‘朝陽群眾’‘西城大媽’，哪裡多一些紅袖章，哪裡就多一份安全、多一份安心。”

警力有限 民力無限

他們，是群防群治的一張鮮亮名片

“朝陽群眾”其實早在1974年，就“干”過“一票”大的。組織起來的民兵，與公安一起抓獲了國外間諜，抓獲間諜的地點就在朝陽區太陽宮地區。

北京警方推朝陽群眾卡通形象。北京市公安局供圖

2013年8月，“朝陽群眾”因舉報微博紅人嫖娼正式“出道”。2014年開始，“朝陽群眾”頻繁出現，舉報多名網絡大V、明星藝人嫖娼、吸毒，並被警方抓獲。

北京市公安局官方微博是這麼解釋的：“‘朝陽群眾’很神秘，因為警方會保護舉報人的隱私，因此就不要刨根問底了﹔‘朝陽群眾’很可愛，因為他們嫉惡如仇，耳聰目明﹔警方工作離不開大家的支持和配合，不論是案件線索收集還是交通、消防、治安隱患排查，大家都可以來做‘朝陽群眾’。”

“朝陽群眾”很神秘也很真實。據朝陽警方統計，截至目前，朝陽區共有各類群防群治力量23萬余人。2017年3月31日，“朝陽群眾APP”正式上線，提供舉報違法犯罪線索的“掌上”途徑、搭建起“智慧公安”服務群眾的互動平台。

“警力有限，民力無限，推動城市發展和社區治理還是要以群眾為根本，要依靠‘朝陽群眾’”。北京市朝陽區朝外大街派出所所長秦東冉對人民網記者表示，“因為‘朝陽群眾’是來自社會各個層面的群體，涉及各行各業。警方破獲的很多案件，都是通過他們提供的線索，才得以解決的。”

“西城大媽”是北京西城平安志願者的代稱，是西城區群防群治的名片。“西城大媽”的歷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小腳偵緝隊”，指的是當時北京大街小巷熱心治安監督的“小腳老太太”。如今的“西城大媽”成了西城區的志願服務品牌。

柳素霞（右）在臘八節為80歲以上的空巢老人送臘八粥。 資料圖片

66歲的柳素霞，是“西城大媽”的原型人物。柳大媽作為垃圾分類指導員已經有7個年頭，在這7年當中，有過心酸，有過家人的不理解，但她並沒有放棄。柳大媽每天早上6點起床，給孫子做完早點后，就來到垃圾桶旁邊分類處理垃圾。由於胡同比較狹窄，垃圾回收車不能開進來，柳大媽每次都會將分好類的垃圾桶推到馬路旁邊，等待垃圾回收車的到來。

根據西城區綜治辦數據，截至2018年，“西城大媽”人數已達81885人，積極參與平安西城建設的各類群防群治力量超10萬人，特色團隊1452個。

北京市西城區西交民巷社區黨委書記譚道亮表示， “西城大媽”模式，就是通過發動個人力量參與到社會建設中，讓每個人都投入到對社區的建設當中，最終達到共建共治共享的目的。

頂層設計 紅色傳承

他們，是源自人民的一支群體力量

“一方面，中國共產黨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不忘人民，堅持人民立場。另一方面，中國的老百姓也擁有愛黨愛國家的情懷，願意為國家、為人民、為社區付出努力，加之中國人骨子裡的熱情、‘街坊鄰裡情’等思想傳承。因此，‘朝陽群眾’‘西城大媽’的產生並不是偶然，它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它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具體體現。” 重慶市委黨校副教育長、教務處處長，教授周學馨對人民網記者表示。

其實早在1939年，為了鞏固統一戰線，爭取抗戰力量，黨中央就作出了《關於深入群眾工作的決定》，這是黨的歷史上第一個關於群眾工作的決定。

1949年新中國成立初期,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提出了“群防群治”的社會治安管理思路。

1963年，浙江省諸暨市楓橋鎮干部群眾創造了“發動和依靠群眾，堅持矛盾不上交，就地解決﹔實現捕人少，治安好”的“楓橋經驗”，並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1964年1月14日，中共中央發出指示，把“楓橋經驗”推向全國。

之后的20多年時間裡，“楓橋經驗”不斷發展，分別在就地改造流竄犯、對違法失足青少年進行幫教等方面，形成了具有鮮明時代特色的楓橋新經驗。

時至今日，新時代“楓橋經驗”貫穿“以人為本”“和諧社會建設”理念。推動居民自治，倡導基層群眾自我管理、自我約束、自我教育。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創新社會治理體制，要堅持完善黨委領導、政府主導、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體制機制，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推進社會治理精細化。這種新的社會治理體制，與傳統的社會治理體制的最大差別，就在於強調社會治理的主體不是一元的，而是多元的。政府、社會、公眾要各歸其位、各擔其責。

黨的十九大報告指出，要加強社區治理體系建設，推動社會治理重心向基層下移，發揮社會組織作用，實現政府治理和社會調節、居民自治良性互動。

重慶市九龍坡區二郎街道“小楊”們與民警檢查電動車存放情況。牛鏞攝

在重慶九龍坡區金鳳鎮，有這麼一群“老楊群工”，可以看成重慶版的“朝陽群眾”“西城大媽”。他們是由金鳳鎮綜治辦工作的楊永根在2015年正式創建。一開始工作站隻有幾個人，經過4年的不斷發展，目前組建了1000多名老楊群工的服務隊伍，培育和發展了一群“小楊”。“小楊”們來自城市鄉鎮的各個行業、人群，包含了政府工作人員、社區志願者、律師、退休黨員等。

重慶市政法委結合新時代“楓橋經驗”，助力“老楊群工”規范化、規模化發展，整合民情民意、綜治調解和基層群工力量，搭建線上線下雙向服務平台，織就鎮、村、社三級聯動“站室點”，形成“大政法、大群工、大民生、大黨建、大和諧”格局，塑造“老楊群工”黨建、群工綜合品牌。

人民日報曾刊文表示，現代社會，在公共治理的方方面面，群眾力量的動員與發揮變得更加重要。如果將社會比作肌體、把危害社會安全的因素比作病毒，那麼動員和發揮群防群治力量便是提高肌體免疫力，相比單純靠公共安全部門監管治理的藥物去疴，顯然是更優選擇。

2018年11月6日， 10位北京西城區的“西城大媽”平安志願者代表與杭州下城區的“武林大媽”平安志願者們一起，在杭州西湖景區向游客開展共創平安宣傳倡議活動，並在“武林大媽”工作站為過往市民游客提供便民服務。李忠攝（人民圖片）

在浙江省杭州市，武林街道孵化的一個社會組織“武林大媽”在2016年3月16日成立。秉承以人民為中心的理念，創新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精心培育以志願服務為核心的社會公益組織，構建起基層政府與社會組織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層社會治理新格局。截至目前，“武林大媽”已經發展到4.2萬人。

“地鐵站一來人多，共享單車肯定也多，難免會出現亂停放的問題﹔再來，鳳起路是中轉站，問路的人也多。” 王亦真阿姨笑瞇瞇地邊說邊邁著小步上前，將前方路邊敞開的垃圾桶蓋子蓋上。意料之內，地鐵站附近的幾輛共享單車隨意停放，三位“武林大媽”默契地齊動手將車子一輛輛排列整齊。

在四川成都溫江區東宮寺社區，徐兵是社區綜治中心的一名兼職網格員。2018年7月的一天，徐兵發現一個從未見過的面孔。細看之下，徐兵大吃一驚，這個人他在網格員App裡見過，是一名在逃犯罪嫌疑人！徐兵趕緊用App上報並報警，一直跟隨並悄悄通報他的位置，最終在一輛公交車上成功將其抓獲，廣州市花都區特大持槍搶劫金店案正式告破。

56年慷慨激昂，“楓橋經驗”從楓橋鎮發端，在全國開枝散葉、碩果累累，成為社會治理的典范。

有法可依 有理可循

他們，讓“平安中國”更加有序、充滿活力

“要堅持打防結合、整體防控，專群結合、群防群治，把‘楓橋經驗’堅持好、發展好，把黨的群眾路線堅持好、貫徹好，充分發動群眾、組織群眾、依靠群眾，推進基層社會治理創新，努力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習近平總書記在2019年5月的全國公安工作會議上說。

什麼是“平安中國”？國家行政學院政治學教授褚鬆燕說，“它應包括三個層面，社會治安良好，有完善的矛盾沖突解決機制，財富公平分配﹔國家保証政治、經濟、文化和社會公共的安全，為民生和公民權利的救濟和保障提供公平的制度環境﹔每個人對自己負責。”

“打造‘平安中國’，群防群治是重要的組成部分，群眾積極參與到平安建設中，既能實現自我的價值，又將大大降低城市的管理成本，為建設‘平安中國’打下堅實基礎。”北京工業大學法學教授，亞洲犯罪學會常委張荊對人民網記者表示。

“當然，‘平安中國’建設，更離不開黨和政府的頂層設計、離不開公安司法的保駕護航、離不開武警官兵的沖鋒在前、離不開一線保安的值守服務……”

在2019年8月全國公安機關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推進會透露的信息顯示：我國8類嚴重暴力犯罪案件保持了連續多年下降趨勢。今年上半年，全國刑事案件立案總量在連續3年下降的基礎上，同比又下降6.7%﹔8類嚴重暴力犯罪案件同比下降11.1%。

2015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了《關於加強社會治安防控體系建設的意見》。意見指出，發展壯大平安志願者、社區工作者、群防群治隊伍等專業化、職業化、社會化力量，積極探索新形勢下群防群治工作新機制、新模式。

北京制定《關於提升“朝陽群眾”品牌，加強新時代群防群治工作的意見》，重慶頒布《關於進一步明確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依法自治及協助政府工作事項的通知》，四川頒布《關於全面深化改革加強基層群眾自治和創新社區治理的通知》，珠海頒發《關於創新社會管理 加強社會建設的意見》……各地頒布法律條例，規范隊伍建設，通過專業化培訓，提升綜合素質和工作能力。

由“群眾自治”到“共建共治共享”模式的轉變，更需要政府加以引導，讓“朝陽群眾”“西城大媽”有法可依，有理可循。

“‘朝陽群眾’‘西城大媽’參與城市化社會管理是一件好事，但也是一把‘雙刃劍’，隱私權是人們一項很重要的權益，如何讓群眾生活在安全但又不恐懼的社區裡，需要多方一起去努力完善。張荊稱，“對參與社會治安管理的群眾進行專業化培訓是非常必要的。通過專業人士，比如警察律師等，對相關政策、法規進行講解，告之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可為之的。”

在北京市朝陽區，有關部門會定期組織開展培訓，總結了“八發現八報告”經驗﹔四川成都市全面完成1.3萬名網格員業務培訓，編印下發《網格員培訓教材（掃黃打非篇）》﹔浙江開展志願者增能專項培訓會，提升社區各組織成員們關於垃圾分類的理論水平和工作能力﹔上海開展“居民自治技能”培訓班，通過一系列培訓，幫助社區工作者掌握社區工作的專業理念、方法，學習居民自治的方法、技巧……

這些只是各地充分調動社會力量積極性，多方參與共同治理推進“平安中國”建設的一個縮影。從“小腳偵緝隊”到“朝陽群眾”“西城大媽”，從“刷牆貼通知”到“互聯網+社區治理”，更多新鮮血液注入協管共管隊伍，從城市到鄉村，從現實世界到虛擬空間，“平安中國”打通“最后一公裡”。

習近平在國際刑警組織第86屆全體大會上強調：“當前，中國社會安定有序，人民安居樂業，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中國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之一。”世界上最安全的國家是對我國平安建設的最高贊譽，也是“平安中國”最閃亮的標識。

“‘平安中國’建設的巨大成就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在改革開放中闊步前進提供了堅實基礎和有力保障，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治理之路，推動形成群防群治的社會治理格局，這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項重要創新。完善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法治保障的社會治理體制，創新完善平安建設工作協調機制，形成共建共治共享的良好局面。”中國政法大學原黨委書記石亞軍教授表示。

“新中國70年，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中國奇跡’令世界感嘆，同時也引起很多人對‘中國奇跡’背后奧秘的探究。為什麼中國在短短的幾十年中取得了如此巨大的發展？原因固然很多，其中確保社會穩定是根本前提。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用法治牢牢掌握了社會大局穩定，‘平安中國’為中國穩健發展提供了社會穩定這一基本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