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第一個自治區比新中國成立還早？

1947年5月1日，在解放戰爭的隆隆炮火中，我國第一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在王爺廟（現興安盟烏蘭浩特市）誕生了。為何該自治區成立比新中國成立還早2年零5個月？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之際，人民網記者帶你走近那段戰火紛飛、風雲跌宕的歷史歲月……

內蒙古自治區烏蘭浩特市原五一會址。 內蒙古民族解放紀念館提供

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草原“發芽”

青磚建造的廳堂裡擺放著一張張老照片、一份份歷史文件，主席台上方還懸挂著用蒙文書寫的“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幾個大字。走在五一大會舊址的禮堂裡，看著烏蘭夫在五一大會上作政治報告時的場景復原，記者仿佛回到了1947年……

參加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的代表們舉手表決。 內蒙古民族解放紀念館提供

內蒙古黨史研究專家那順烏力塔告訴人民網記者，72年前的內蒙古，貧窮、落后，支離破碎，滿目淒涼。中國共產黨開辟在內蒙古的工作之前，內蒙古各族人民處於國民黨大漢族主義、本民族封建王公貴族的壓迫以及外國列強的殖民統治之下。

1945年8月，蘇蒙兩國對日宣戰，解放了內蒙古中東部大部分地區，八路軍解放了綏蒙包頭以東地區，形成了與冀熱遼、晉察冀、晉綏和陝甘寧相連的大片解放區。這樣，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武裝力量在東北和華北的力量佔據了很大優勢。從全國革命的戰略考慮，黨中央決定擴大東北、華北解放區，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因內蒙古正處在兩大解放區的后方，解決好內蒙古問題，在全國革命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意義。中國共產黨密切關注內蒙古地區形勢的發展，積極開展工作，並制定了內蒙工作的方針。1945年10月23日，中共中央向晉察冀中央局發出《關於內蒙工作方針》指示電，確定“對內蒙的基本方針，在目前是實行區域自治”。

當時，在內蒙古中、東部地區分別掀起了以“內外蒙合並”“獨立”“高度自治”為內容的民族運動。當時，一些蒙古族上層人士和進步青年分別在蘇尼特右旗成立“內蒙古人民共和國臨時政府”，在王爺廟（今烏蘭浩特市）建立了“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在海拉爾建立了“呼倫貝爾自治政府”。

同時，國民黨在其“接受”的地區，全面恢復了舊有的統治秩序。在其佔領的盟旗地方，一面恢復舊的縣治，一面搞所謂“蒙旗復員”活動。在內蒙東部的哲、卓、昭盟地區還恢復了偽滿洲國時期已廢除的封建王公制度。

內蒙古的民族解放，是中國共產黨最早的關注點之一，主張的民族區域自治是經過充分的思想、理論等准備的，並進行了一定范圍內的探索實踐。

“民族問題在中國的革命過程中，佔據著十分重要的地位。怎樣給民族問題定位，怎樣看待和解決民族問題，影響著革命和建設的全局。”內蒙古黨校民族理論教研部教授烏力吉向人民網記者介紹。他說，在抗日戰爭期間，中國共產黨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緊密結合中國的實際，系統研究了國內民族問題，並在伊克昭盟城川和陝北定邊等地進行建立民族自治區的探索實踐，形成了實行民族區域自治的思想。

呼和浩特烏蘭夫研究中心主任李志明對人民網記者說：“黨中央一直高度重視對少數民族黨員干部的培養。從1923年開始，發展了榮耀先、多鬆年、烏蘭夫、李裕智、奎壁、佛鼎、吉雅泰等內蒙古地區的第一批共產黨員。早在1925年，中共中央就成立了由蒙古族黨員組成的第一支少數民族黨支部。”1941年9月18日，中共中央決定在陝北公學民族部基礎上成立延安民族學院。這為日后內蒙古自治政府的誕生提供了強有力的“人才保障”。

內蒙古人民的徹底解放得益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1945年11月26日，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大會在張家口市遠來庄禮堂隆重召開，共有8盟36個旗的代表等79人參加大會。烏蘭夫代表大會主席團致開幕詞。11月29日，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向全國發表了《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公報》，宣告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的成立，宣布聯合會的宗旨和各項政策、主張，特別強調“內蒙古人民徹底解放，隻有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才能實現”。

聯合會成立后不久，內蒙古人民革命黨東盟黨部就派人前來聯系溝通有關情況。接著，雙方還進行了大量的溝通工作。幾個月后，東蒙古人民自治政府領導人博彥滿都、哈豐阿、特木爾巴根等來到承德，與內蒙古自治運動聯合會代表烏蘭夫、劉春、克力更等召開了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預備會議。在自治運動的方向、道路和領導權等重大問題上，雙方代表存在著很大的分歧，進行了激烈爭論。

內蒙古自治區政府部分委員合影。 內蒙古民族解放紀念館提供

內蒙古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於永告訴人民網記者，會議期間發生了一個動人的故事。1946年3月28日下午，烏蘭夫與程子華、胡錫奎等同志前往東盟自治政府代表團的下塌處看望代表時，烏蘭夫見到了特木爾巴根，兩人都倍感激動，時光仿佛又回到了好多年前……

原來，早在1929年6月中旬，由東方革命大學校長米夫安排，特木爾巴根、朋斯克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烏蘭夫、佛鼎、德勒格爾來到共產國際駐地接受領導同志接見。這名領導同志就是瞿秋白。后來，瞿秋白代表共產國際宣布黨組織的決定，讓在座的5人一道回國工作，點燃內蒙古革命的火種。根據工作需要，回國后，烏蘭夫、佛鼎到內蒙古西部地區開展革命工作，特木爾巴根、朋斯克到內蒙古東部地區開展革命工作，德勒格爾到察哈爾省開展工作。

這次故舊重逢對其后會議的順利進行有著不同尋常的意義。一是特木爾巴根立即從蘇聯共產黨黨員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其后哈豐阿也被吸收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樣，在東蒙談判的7位代表中，有兩位具有影響的成員站在了中國共產黨的原則立場上。二是特木爾巴根對代表團其他成員一個一個地做啟發開導工作，用自己的語言解釋烏蘭夫的講話。他還特別對持反對意見的代表反復耐心地做工作，最終做通了多數代表的工作。

1946年4月3日，內蒙古自治運動統一會議，即著名的“四三”會議正式舉行。於永告訴人民網記者，這次會議是內蒙古近現代史上的一次極其重要的會議，會議從理論上、思想上解決了內蒙古自治運動的方向、“道路”問題，確定了中國共產黨對自治運動的領導地位，進一步統一、明確了中國共產黨對內蒙古自治運動的方針、政策等。

1947年4月23日，烏蘭夫致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開幕詞。 內蒙古民族解放紀念館提供

1947年4月23日，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在王爺廟（現烏蘭浩特市）召開。5月1日，選舉產生以烏蘭夫為主席的內蒙古自治政府，標志著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我國第一個省級少數民族自治區誕生。

5月19日，毛澤東、朱德給內蒙古人民代表會議發了賀電。

成立后的內蒙古自治區廣泛推行民族區域自治，建立各級黨組織和人民政權，開展土地改革和牧區、半農半牧區民主改革，組織和動員內蒙古各族人民發展生產、支援前線，成為穩固東北和華北解放區的戰略后方。

內蒙古樹立了民族區域自治的榜樣

內蒙古自治區的成立，是中國共產黨人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民族實際相結合的一個偉大創舉，是內蒙古各族人民做出的符合各民族利益、符合中華民族根本利益的正確抉擇，為我國實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實踐范例，標志著一個符合我國實際的解決民族問題的嶄新制度誕生，為新中國解決民族問題開辟了一條正確道路。

在自治區成立初期，針對多年戰亂導致的經濟凋敝，人間鼠疫、梅毒疾病橫行，人口銳減、民不聊生等狀況，內蒙古在黨的領導下提出了“革命、生產、控制疾病”三大任務，並經過努力，在短時間內迅速恢復生產，控制了流行百年不止的傳染疾病，短短幾年內出現了人增畜增的新氣象。

那時，內蒙古各族人民拿出糧食和馬牛羊，組建新式“蒙古騎兵”支援前線，為締造新中國作出了貢獻。不僅如此，於永還告訴記者，在國家“三年困難”時期，內蒙古在本身缺糧的情況下，採取“增產減人”(減少吃商品糧人口)的辦法，向國家貢獻了10多億斤糧食和大量牲畜，草原母親更是收養了3000名外省漢族孤兒，善待了近百萬的逃荒者。

“率先探索實施民族區域自治制度，為我們黨探索和完善中國特色民族發展道路提供了豐富的實踐依據。”內蒙古黨史研究專家那順烏力塔告訴人民網記者。比如，內蒙古在特定歷史時期先后因地制宜實施的“三不兩利”“穩寬長”“草畜雙承包”等政策和做法，都得到了中央的充分肯定和推廣。

自治政府成立時制定的《內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綱領》和《內蒙古自治政府暫行組織大綱》，全面彰顯了黨的民族工作偉大思想和新理念，許多重要內容被吸收到《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實施綱要》《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區域自治法》以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當中，在我國民族區域自治發展歷程上具有重要的裡程碑意義。

鄂溫克族自治旗成立60周年場景。 李睿攝

烏力吉告訴記者，改革開放以來，內蒙古率先開展了民族政策再教育：率先進行了民族政策大檢查﹔率先在黨校和大專院校全面開設民族理論和民族政策課﹔率先提出把民族團結作為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目標﹔率先提出加強干部的團結是加強民族團結的關鍵﹔率先提出處理民族問題“不能急、不能簡單化、不能一味遷就”的“三不”原則﹔率先提出在一個地區佔主要地位的少數民族，在處理同其他少數民族的關系時，也要注意防止和糾正大民族主義﹔率先提出要充分尊重並切實保障本區域內其他實行區域自治的民族的自治權利﹔率先開展自治區直屬機關學習使用民族語文先進表彰活動﹔率先開展民族教育先進集體、先進工作者表彰活動﹔率先普及從小學生到高中的蒙語教學，等等。這些都為我們黨成功、堅持地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提供了實踐依據，豐富了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中國化成果。

內蒙古自治區成立70周年慶祝大會時的場景。 陳立庚攝

黨的十八大以后，內蒙古經濟進入轉型升級的“新常態”。2018年經濟總量和人均生產總值分別達到1.7萬億元和6.8萬元，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達到1857.5億元，由70年前的一窮二白，發展到經濟總量居全國第二十一位、人均生產總值居全國第九位。

“回顧歷史，正是由於全面實施和不斷完善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有力地促進了各民族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使內蒙古的經濟社會面貌發生了世人共睹的歷史巨變，為民族地區探索發展道路樹立了良好的榜樣。”那順烏力塔對記者說。

中國特色的民族區域自治道路是成功的“中國方案”

“中國特色的民族區域自治道路，對多民族國家必須認真面對和正確處理好的國家與民族關系，提供了成功的‘中國方案’。”於永告訴記者，正確處理好國家與民族的關系，是多民族國家必須要面對和解決的現實問題。當今世界，民族問題仍普遍存在，既是熱點問題也是難點問題，關系著世界和平與穩定，也已成為影響國家和地區長期持續穩定發展的重大課題。無數事實証明，那些企圖通過殖民活動、武力征服、強迫同化，甚至種族屠殺等方式解決民族問題的模式都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民族問題，反而成為國內動亂、國家分裂、國際戰爭和恐怖主義活動的誘因。

現代社會治理模式下，做好制度安排是國家治理的重中之重。民族問題事關國家統一、穩定，事關民族平等、團結。“內蒙古70余年長期呈現安寧局面的要訣就在於，必須有一個能夠妥善處理民族問題的堅強政黨，必須做出適合國情的制度安排和合法保障，必須把維護國家統一作為各民族共同的最高利益，必須把民族平等作為處理民族關系的根本原則，必須堅持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民族與宗教的關系。”於永對記者說，各少數民族自治區能夠長期保持良好的民族關系，首先是因為有中國共產黨的正確領導。正是由於全面實施和不斷完善了民族區域自治制度，才能從根本上消除歷史遺留下來的民族歧視和民族隔閡，實現漢族離不開少數民族、少數民族也離不開漢族、少數民族之間也相互不能離開的生動局面。

在內蒙古自治區成立之后，我國又先后成立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廣西壯族自治區、寧夏回族自治區和西藏自治區，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偉大實踐步入康庄大道。

憶往昔崢嶸歲月，看今朝蓬勃發展。在採訪的過程中，幾乎所有的專家學者都對記者說：隻要我們在黨的領導下，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解決民族問題的正確道路，堅定不移堅持和完善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就一定能夠開創各民族共同團結奮斗、共同繁榮發展的新局面，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增添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