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國際戰爭問題的戰略思考【2】

現實的憂慮：大國博弈復雜激烈、小國伺機搗亂不止、地區中等強國“任性”作為成為影響當前國際安全形勢的三個因素

歷史告訴我們，國際戰爭多是大國之過、中小國之禍。當前的國際安全形勢似乎正上演著這種歷史的輪回：大國博弈復雜激烈（美俄、中美、中日、俄歐等），小國伺機搗亂不止（菲律賓、也門、烏克蘭、敘利亞等），地區中等強國“任性”作為（沙特、伊朗、以色列等）。這種形勢不能不引起愛好和平人民的深刻憂慮。

這三個因素中，大國博弈因素最為重要，如果大國關系出現問題，國際沖突與戰爭的危險性就會增大。當前處於“冷和平”狀態下的大國關系正面臨著自1991年冷戰結束以來最嚴峻的考驗。而筆者重點關注中美關系和中日關系，因為這兩個關系直接影響我國的國家安全與和平穩定。

2010年以來，深感“權力轉移”之憂的美國試圖以“重返”/“再平衡”戰略來緩阻中國和平崛起的勢頭，通過強化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安全存在，進一步擴大對華安全優勢，從而維持在亞太地區的安全主導權。首先，調整在亞太地區的軍力部署。實施縱深布防，軍力部署重點從原先的“第一島鏈”，轉向以關島為核心、以澳大利亞為后援的“第二島鏈”，轉移后美國在關島駐軍由原先的1.5萬人增至3.9萬人，並大幅提升澳大利亞在西太平洋空軍戰略中的地位。①推出“空海一體戰”概念，整合美國在遠東地區的軍事資源，提升美軍“抵消中國不斷發展的‘反進入’和‘區域拒止’能力，防止中國在未來戰爭中速勝及對伙伴國構成脅迫”。其次，進一步整合亞太軍事同盟網。作為“域外”國家，美國缺乏直接干預東亞安全事務的“合法性”，必須依賴其在亞太地區的盟國，向東亞地區投放安全影響。近年來，美國為了加強亞太地區的安全主導權，開始修復亞太同盟網絡，鞏固自身在東亞安全結構中的主導地位。利用“天安艦事件”和“延坪島炮擊事件”，強化美日、美韓軍事同盟﹔利用“黃岩島事件”，不斷加強同菲律賓的軍事合作。同時，美國還積極推動亞太同盟的網絡化，大幅加強橫向聯系。美日韓、美日澳、美日印等對話機制不斷發展，努力打造以“美日+1”為主要形式的“亞太小北約”。

盡管美國方面一再否認這些軍事安全政策調整的“假想敵”就是中國，但從地緣政治與地緣安全的角度來看，這些調整客觀上惡化了中國的國際安全環境，對中國的國家安全構成了潛在威脅與巨大的壓力。而且，2015年4月以來，美國在亞太地區動作頻頻，除了與菲律賓舉行超大規模的聯合軍演外，五角大樓還開始研究針對中國在南沙群島擴島行為的軍事回應計劃，准備進一步向中國施加軍事壓力。如果該計劃得到奧巴馬的批准，中美將在南海地區面臨更嚴峻的對抗，有可能成為自2011年美國提出“再平衡”戰略以來最嚴重的挑戰。目前美國有兩艘航空母艦（喬治華盛頓號、卡爾文森號）在該地區活動，另有兩艘驅逐艦也在該地區執行任務，一艘濱海戰斗艦（沃斯堡號）還抵近中國南沙群島附近海域巡邏。針對美國海軍帶有挑舋性質的部署，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明確回應：“中方一向主張南海航行自由，但航行自由絕不等於外國軍艦、軍機可以隨意進入一國領海、領空，中方將堅定維護領土主權，我們要求有關方面謹言慎行，不得採取任何冒險和挑舋行為，維護地區和平穩定。”

相對於中美關系，當前的中日關系更加令人憂慮。目前的中日關系好比是兩輛正在相互趕超的賽車，原來日本一直領先，現在中國已快速趕上，日本為了延緩中國的趕超速度，不斷制造種種安全事端。2013年12月以來，在美國重返亞太的戰略大背景下，日本安倍政府有恃無恐，加快了向“正常國家”轉變的步伐，在軍事安全和外交政策領域動作頻頻：解除武器出口禁令，設立“國安會”，強行通過《特定秘密保護法》，接連推出《國家安全保障戰略》、《防衛計劃大綱》、《中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等安保文件。這些軍事安全政策的調整和軍力部署具有長期性，一旦形成將難以在短期內改變，將對中日兩國的安全關系帶來長期的消極影響。除了政策宣示外，日本軍方還頻頻“有所作為”，尤其令人擔憂的是，日本海上自衛隊軍艦居然無視中國軍方的嚴正公告，公然在中國海軍實彈演習區域長時間逗留，並發動“二戰”結束以來最大規模的富有針對性的綜合軍演，長途調動導彈部隊演習封鎖宮古島附近的國際公海通道，甚至揚言可能擊落出現在有爭議的釣魚島上空的中國軍用無人機。此外，日本還主動提出修訂日美防衛合作指針，企圖與美國聯手加強對中國的防范與制衡。從當前安倍政府的政策路線來看，日本已逐步向摒棄和平主義而成為“能戰國家”的方向大步轉化，日本有可能再度發展出一個“政軍關系體制”。這不禁使我們聯想到曾對亞洲人民造成深重災難的日本軍國主義的幽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