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983年他陪同地質工會領導到安徽311地質隊調研,接待一對年輕夫妻地質技術員,反映他倆父母都在上海,由於工作流動,將他們的小孩放在上海由奶奶照看,現在要上學了,在上海沒有戶口是不能上學的,接回地質隊,一是他們倆都在野外分隊工作﹔二是根本沒有學校。聽了這個反映,領導為難了。這是野外地質職工的實際問題,解決吧,涉及國家的戶口政策。於是決定,請他們寫一個書面材料,回去向全總領導反映一下,請全總領導向中央有關部門再反映。回到全總后,及時將這個問題匯報給全總領導,當倪志福主席看到報告,立即批示應該給予解決戶口落戶問題。這個職工拿著這個批示,到上海就解決了
這個老大難的問題。他看到領導對解決這個問題很滿意。他卻對領導說:“類似這樣的問題,在地質隊成千上萬,我們總不能遇到這樣的問題就去請志福主席批。”領導聽后說:“你有什麼解決的好辦法”。他回答說:“和地礦部商量,把北京、上海、天津三市公安局戶籍處的人員請到北京,由我們和地礦部派人陪同他們到野外基層地質隊去考察一下,一切費用由我們和地礦部出”。領導說:“他們能來嗎?”我說:“事在人為”。就這樣,由地礦部和北京市公安局聯系,該局同意,和上海公安局聯系也同意,天津公安局說,北京、上海兩局都同意,我們也同意。於是三局共派出5名正、副戶籍處長和1科長,於1984年初在地
礦部和地質工會的派人的陪同下,赴雲南、貴州、甘肅、陝西、內蒙、黑龍江的20多地質隊進行了為期一個多月的考察。這些公安干警在考察中,看到了野外地質隊常年在深山曠野工作的辛勞,也嘗到地質職工的艱苦,更體會到地質職工子女上學難的問題。他們面對地質隊的現實,在結束這次實地考察回到北京后,北京市公安局首先下發了“關於野外地質職工子女在北京落戶的通知”。上海、天津公安局也相繼發出同樣的通知。有了這個通知全國地質職工子女都可以將戶口落在在城市居住的爺爺、奶奶、外婆、外公家,從而徹底解決野外地質職工子女在城市落戶的問題。
3、為了活躍野外地質職工的文化生活,安心在艱苦地區工作。他向領導提議,組建以地質職工為主的“業余文藝慰問演出團”到野外進行巡回演出。經全總和地礦部領導同意,於1968、1991和1992共組建三次分別到青海、甘肅、寧夏、河北、遼寧、吉林、黑龍江、山東、江蘇、安徽、上海、江西、浙江等13個省的地質隊和分隊、鑽機演出100多場。組織這樣的巡演是地質部建部以來的第一次。三次的巡演他都擔任團長。在組織這幾次演出中,他付出極大的心血。從組織、選演員、排練、到經費、聯系樂隊,請藝術指導(著名歌唱家李雙江是86年的藝術指導)都為他一人所為。到青海演出時,有7位演員和樂隊隊員,因高山缺氧突然摔倒在地上,他也因缺氧成天頭暈腦脹,不思飲食,難以入睡,硬挺了一個月。1991年在東北嫩江,因膽囊炎發作,劇烈疼了一夜,第二天忍著疼痛堅持先乘大轎車,換乘大卡車、再坐鐵爬犁到一個分隊去演出。回到北京經醫生確診說,你的膽經過長期的劇烈疼痛后,已經枯竭失去了作用,隻好切除。不料在做切除手術時,又遇到非事故停電,敞開40公分的刀口等了兩個多小時繼續手術。第二年是建部40周年,部有關領導仍決定他再帶團去華東巡演。他沒有向部領導匯報做膽切除手術尚未痊愈的情況,接受了這次帶團任務,並圓滿的完成了任務。三次帶團演出,他說:是苦一點累一點,但是滿足了野外地質職工的文化生活,為安定野外職工隊伍,再苦再累也值得。
他自從事地質工作以來,在基層地質隊工作的25年來,由於工作積極努力,曾多次被評為“五好職工”、“五好干部”、“先進職工”和“先進工作者”,在全總工作的15年裡,先后被評為“機關先進工作者”、被地質部評為“全國地礦系統模范政治工作者”、被地質部和全國煤礦地質工會評為“全國優秀工會工作者”。在全總先后被提拔為“全國煤礦地質工會組宣部副部長、部長”、“全國地質工作委員會主任”。(副局級)
1994年他離休后的第二年,即到加拿大投靠女兒定居。他在國外定居的近20年裡,堅持不忘祖國,不忘黨,不忘自己是黨員,不忘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不忘自己是黨的工會干部的“5不忘”和不加入外國籍,不加入任何宗教的“兩不加入”。保持共產黨員的先進性。在國外期間曾兩次以“老地質”的身份回國到中國地質大學給研究生班和新生班以“把青春獻給祖國”為題,講一生從事地質工作的親身體會。從2001起,每年捐助一名貧困地質大學生2000元,從入學到大學畢業。
在2014年4月將60年來收藏的近300塊化石、寶玉石、觀賞石和礦物晶體全部捐獻給了國家。這些藏石中,其化石部分有不少是國寶級的,如一個完整的“聖賢孔子鳥”化石,是他在08年代中國發現初期,以12000元購買的,當時是他10年的工資,還有是他從10個國家高價買回來的精品。這些藏石1997年在中央電視台《萬家燈火》專欄通過視頻和音頻展播過,展播后曾有人出價300萬元全部收購,被他言辭拒絕。
中國煤礦地質工會地質工作委員會原主任 李保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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