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恐事件之后的昆明警界：自我保護意識提升【3】

“靠著路燈能睡著”

顯然，受影響的不只是王軍。對於一萬七千多名昆明民警來說，那次暴恐事件之后，隨之而來的是長達一個月的每天24小時待命狀態。

暴恐事件發生的當天晚上，原本輪休的熊毅接到領導電話后即返回單位。35歲的熊毅是昆明公安局五華分局的PTU特警。他大學的專業原本是旅游管理，當警察是他一直的職業夢想。可當他真正成為警察之后，繁重的工作壓力還是讓他有些力不從心。

特別是在PTU成立后，他每3天就有一天24小時值班，即便休息也大多是在巡邏車或辦公室的沙發上。“也就是說我每3年就有一年是在崗位上度過的。”熊毅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3·01”事件第二天，熊毅全天在市局大院中待命。這也成了他與同事們工作的拐點。熊毅告訴《中國新聞周刊》，“3·01”之后，巡邏換班地點由單位大院改在了街頭，用餐直接由換班特警從單位食堂打包送到巡邏車上，“那一個多月，我隻回家換過一次衣服。”熊毅所在隊中的24名隊員，每天24小時要保証8至12個人在崗，剩余的隊員訓練加輪休，“這還是在沒有人生病請假的條件下，否則其他同事的工作強度就會增加。”

由於難以保障節假日休息，五華公安分局反恐應急巡邏分隊負責人黃伊宏在自己的隊裡制定了一條不成文的規定：未婚的先讓已婚的休，已婚的讓給有孩子的，而有孩子的先讓著孩子要參加考試的。

與此同時，辦公室行政人員也要上街值班巡邏，以減輕轄區派出所的出警壓力。昆明公安局巡警支隊政治處主任王曦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她最長一次曾連續30天上街執勤，從早9點到晚11點，每天兩頓盒飯，累得靠著路燈杆就能睡著。

2014年10月，昆明晉寧縣因施工問題，引發群體性事件，造成8人死亡、18人受傷。為防止事態惡化，昆明調集上千余警力在事發地備勤。熊毅也在其中，他事后一算，他在10月份隻有10個晚上是在床上度過的，“但隻要聽到類似對講機‘嘀’的聲音，馬上就會醒”。在晉寧，起初並沒有帳篷，部分民警晚上睡在警用盾牌上，有的甚至睡在警車車頂。“我在現場睡了四個晚上啊。” 五華分局禁毒民警陳劫飛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全隊15個一線緝毒民警一年要完成三百件毒品案件之外，在警力有限的情況下，還要參與處置拆遷維穩、上訪、開發商與業主糾紛。

當然，在緊繃的神經之下，也免不了“烏龍”。2014年12月18日下午六點半，已下班回家的陳劫飛收到朋友一條求証微信：又一批暴徒在普洱劫持了一轎車正朝昆明方向駛來，全城已進入一級戰備狀態，在外的朋友盡快回家，以免受到不必要的傷害。“這不是胡扯嗎?從普洱到昆明幾百公裡，即便是真的也被堵在高速公路上了。”陳劫飛自言自語道。可是，他一看朋友圈，幾乎被這條消息刷了屏。沒多久，他就接到分局的電話，已啟動一級響應，迅速趕單位報到。“莫非是真的?”這個從警20多年的老警察都蒙了。

然而，昆明警方很快查明，這只是一起普通的債務糾紛，一方強行劫走對方車輛。在反恐高壓下，這座城市的心理似乎也變得脆弱。第二天，昆明萬達廣場進行反暴恐模擬演練，因出現大量警力，亦有“多名男子砍人”的謠言傳出。

還不止於此。某次昆明公安局巡警支隊正在召開中層干部會議。指揮中心接報，昆明海口鎮某中學發生暴恐事件，會議馬上中斷，立刻布置附近警力趕往現場。然而，僅僅數分鐘后反饋來信息，該中學正在進行應急演練，並未向當地派出所報備。

顯然，疲於奔命地加班，超負荷的工作，以及兩三千元的月薪，讓民警難以兼顧家庭，夫妻、親子矛盾、身體健康狀況亦成為難以回避的問題。

“現在兩三天才能回一次家，之前與老婆還常常拌嘴，現在連架都沒時間吵了。”熊毅苦笑道。五華公安分局反恐應急巡邏分隊負責人黃伊宏告訴《中國新聞周刊》，全隊20名隊員，6人已離婚，大多數是結婚沒幾年的年輕人。

根據兩年來五華分局民警體檢報告統計顯示，民警患病率高達80%以上，其中患心腦血管疾病佔到47.7%。值得注意的是，45歲以下年齡段民警群體身體健康狀況較為堪憂。僅2014年10月到12月，五華分局即有3名在職民警因病相繼去世。

依據公安部2013年公布的統計結果，近五年來，全國公安民警因公犧牲2204人，因勞累過度猝死1098人，佔同期犧牲民警總數的49.8%，其中，2012年因勞累過度猝死234人，佔54.4%，為歷年最高。因勞累過度導致猝死也成為民警因公犧牲的首要原因。

昆明市公安局也已認識到問題的嚴峻，要求各個分局為民警建立起健康檔案，並排查民警的身體狀況，格外關注身體健康欠佳的民警，避免延誤最佳就醫時機。

在種種壓力之下，昆明警界百余名民警遞交了辭職申請，但大多數都被領導出面予以勸解挽留。一位基層女民警辭職前，在派出所的內網上留言，作為單親媽媽，因長時間的加班無法照顧孩子，女兒上學開銷大，三千元的工資顯得捉襟見肘，原本輪休，可所裡一個電話便趕回加班。考上警察時，老家的鄉親還以她為驕傲，但如今高負荷的壓力下已難以承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