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14年前受訪談如何跨入政界：立志當公仆做大事【4】

　　時任福建省長的習近平視察汽車工作

　　我的成長進步起始於陝北。最大的收獲一是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

　　楊：聽說您是在下鄉插隊期間入團、入黨和當上大隊黨支部書記的，這在當時對你這樣家庭背景的人是很不容易的。能不能談一談這一段的經歷？

　　習：大概到了1973年，我們又集中考學，正如你所說的那樣，像我這樣家庭背景的人在當時是不可能被錄取的。后來我又去馮家坪公社趙家河大隊搞社教。搞社教很有意思，我當時是團員，不是黨員。縣團委書記也是北京知青，清華附中的，他把我拉到他負責的趙家河大隊后說：讓你在這裡“整社”，你就整吧，整得怎麼樣我都認了﹔整好了算你的，整壞了算我的。我那時候才20歲。趙家河大隊在整社中換了30多歲的當支部書記。那個村整得好，群眾也信任我，要求留我在村裡工作，而我插隊的梁家河大隊也要求我回去工作，縣裡同意我回梁家河大隊工作。要留在村黨支部工作，就有個是不是黨員的問題。我已先后寫過10份入黨申請書，由於家庭的原因，都不批准我。這次公社又將我的入黨問題交到縣委去研究。縣委書記說，這個村姓氏矛盾復雜，本地人很難處理得好，確實需要他回村裡主持工作。他爸爸的結論在哪兒沒有，不能因此影響他入黨。所以就批准我入黨，並讓我當了大隊支部書記。

　　在此之前，入團也費盡了周折。申請書前后寫了8份。第一次寫完入團申請后，我把大隊支部書記請到我的窯洞來，一盤炒雞蛋，吃倆個熱饃。吃完后我說，我的入團申請書您該遞了吧？他說，我怎遞？上面都說你是可教子女。我說，什麼叫可教子女？他說，上面說你沒劃清界限。我說，結論在哪?一個人是什麼問題，得有個結論。我父親什麼結論？你得到哪個中央文件了？他說，真沒有遞，那就往上遞。從公社回來之后，他說，公社書記把我罵回來了，說我不懂事，這樣的人，你還敢遞？我說，我是什麼人?我干了什麼事?是寫了反動標語，還是喊了反動口號?我是一個年輕人，追求上進，有什麼不對?我毫不氣餒。過幾天，又寫了第2份申請，請支書又給遞上去，就這樣一直寫到第8份。我那時候已沒有一些人那種淒苦之感，或者是一種自卑之感，只是一個感覺，就是黨內、團內好人越多，壞人會越少，不入白不入，除非你不讓我入。當寫到第8份時，終於批下來了。當然，這是在我進一步得到公社團委書記的支持后才批的。團委書記到我那裡，跟我聊了5天，最后就成為“死黨”。后來也就是他在接任公社知青辦主任后，一手把我的“黑材料”付之一炬的。那次，他把我拉到一個小山溝的青石板上坐下，說，我把你的所有“黑材料”都拿來了。我說，“黑材料”拿來有什麼用?他說，燒了吧！我說，你敢（干）掉腦袋的事。他說，怎不敢，我看這材料是你學校寄來的。因為我那時是中學生，我的材料不是八一學校給的，是中央黨校寫的，因為當時我母親在中央黨校，“文革”中我們家被抄之后，搬到黨校裡去。到黨校后，因我有一股倔勁，不甘受欺負，得罪了造反派，有什麼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認為我是頭，我就被康生的老婆曹軼歐作為“黑幫”的家屬揪出來了。那時，我15歲都不到。他們說，你覺得自己的罪行有多重，我說，你給我估計估計，夠不夠槍斃?他們說，槍斃夠100次了。我想100次跟一次沒什麼區別，都100次了還怕什麼?但是，當時連送派出所，只是在威脅我，說專政機關對你實行專政，再給你5分鐘。之后，念毛主席語錄，天天晚上熬夜。我說，我隻要在哪能睡覺就行，別管去哪。我被送到派出所門口就又被拉回去了。后來決定送我去少管所，當時少管所設有“黑幫”子弟學習班。在要我去的時候，床位滿了，大概要排到一個月才能進去。就在這時候，1968年12月，毛主席最新指示發表：“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於是馬上到學校報名上山下鄉，我說，這是響應毛主席號召。他們一看，是到延安去，基本上屬於流放，就讓去。

　　經過許多的周折——“文化大革命”的周折，上山下鄉的周折，最后，這個村居然需要我，離不開我，我當時的感覺是在農村好，如果當個工人或當這個、那個，越是這些地方“文革”搞得越厲害，少不了天天要挨批判。在陝北農村也要搞大批判，批劉少奇、鄧小平在西北的代理人’，“彭、高、習”和劉瀾濤、趙守一等，“彭、高、習”即彭德懷、高崗、習仲勛。搞大批判還是由我來念報紙，當地有幾個識字的，天天念得司空見慣了，也無所謂了。但當地的老百姓非常理解，畢竟是我父親過去的根據地所在。我父親那時是“陝甘邊”的蘇維埃主席，當時才19歲。有這個背景，就有很多人保護我、幫助我，再加上我本身也比較堅強，就這麼過來了。

　　楊：您在前面講，7年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您獲益匪淺，請您談談最大收獲是什麼？

　　習：我的成長、進步應該說起始於陝北的7年。最大的收獲有兩點：一是讓我懂得了什麼叫實際，什麼叫實事求是，什麼叫群眾。這是讓我獲益終生的東西，現在我還受益於此。剛到農村的時候，經常有要飯的來，一來就趕，讓狗去咬。因為當時在我們這些學生的概念裡，要飯的都是“壞分子”、“二流子”，不知道當時那裡“肥正月、瘦二月，半死不活三、四月”，家家都是“糠菜半年糧”，老婆、孩子都出去討飯，把糧食都給壯勞力吃，讓他們忙春耕。這些東西是在農村生活了一段才了解的。看看當時的中央文件與當地實際的差距，有很多感慨。二是培養了我的自信心。常言說，刀在石上磨，人在難中練。艱難困苦能夠磨練一個人的意志。7年上山下鄉的艱苦生活對我的鍛煉很大，后來遇到什麼困難，就想起那個時候，在那樣困難的條件下還可以干事，現在干嘛不干？你再難都沒有難到那個程度。一個人要有一股氣，遇到任何事情都有挑戰的勇氣，什麼事都不信邪，就能處變不驚、知難而進。

　　楊：您是怎樣從農村上大學的？

　　習：我那時一邊當著村干部，一邊總想著有機會上學深造一下，因為讀書確實讀得太少了。這與我理想的目標並不違背。那時候報大學，清華有兩個名額在延安地區，一個分給延川縣。我3個志願都填清華，你讓我上就上，不讓我上就拉倒。縣裡將我報到地區，縣教育局領導仗義執言為我力爭﹔清華來招生的人不敢做主，請示清華。這又是一個機遇。1975年7、8、9三個月，正是刮所謂的“右傾翻案風”的時候。遲群、謝靜宜都不在家，劉冰掌權，他說，可以來嘛。當時，我父親下放到洛陽的耐火材料廠。耐火材料廠開了個“土証明”：“習仲勛同志屬人民內部矛盾，不影響子女升學就業。”開了這麼個証明，就上學了。走的時候，當地還剩下的一些知青都特別羨慕我。那些知青也都沒得說，一恢復高考，都考上了學，還都是前幾名。

　　在這一批知青中，出了不少人才。1993年我應邀回去了一次，當時我是省委常委、福州市委書記。延安行署專員給我講，你們知青來了2萬9，號稱3萬。現在出了省、部級干部八個，廳、局級干部大概二、三百個，處級干部有三千多個，這是一筆大資源。在8個省部級干部裡頭，我了解的有王岐山，他現在是廣東省常務副省長。此外，還出了一批作家，像陶正，寫《魂兮歸來》、《逍遙之樂》，他是去延川的知青。還有路遙，他是延川的本地知青，寫了《人生》。還有個作家叫史鐵生，寫了《我那遙遠的清平灣》，這個清平灣就是過去他插隊的延川縣關家庄。另外出了一批企業家。前幾年，延安搞了一次聚會，大概回去了上千人，拖兒帶女的——讓下一代去體會一下，還拍了個片子，他們送了我一套。上山下鄉的經歷對我們響是相當深的，形成了一種情結——叫黃土地情結。在遇到困難時想到這些，就會感到沒有解決不了的問題。

　　要像愛自己父母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著老百姓奔好日子。

　　楊：人生關鍵是要有一種信念，就是他很清楚人生目標是什麼，他該做什麼，不該做什麼。這樣，不管什麼時候，他都不走邪路。

　　習：你說的很對。人生的道路要靠自己來選擇。如何選擇一條正確的道路，關鍵是要有堅定的理想信念。否則，環境再好照樣會走錯路。

　　楊：據我知道，你們這批知青現在仍然非常關心、挂念那裡的黃土地，您和大家都盡力為當地的群眾、為促進那裡的經濟發展辦了不少事。

　　習：我插隊的那個村不通電，我走了以后幫他們搞了個變壓器，通了電。前幾年，又幫他們修了小學。1999年，又修了橋。這些都不是我出錢。有的是我介紹去的幫扶項目，有的是我給當地領導說說，引起重視后解決的。我在的那個村絕對是個貧困村。延安養育了我好幾年，為延安老區農民做點事，是我們應該做的。

　　楊：我們注意到在今年１月召開的福建省第九屆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期間，省內新聞媒介報道說您在作政府工作報告中講到“必須使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員都牢牢記住，人民政府的權力來源於人民，必須代表人民的利益，必須為人民謀福利，切不可忘記了政府前面的‘人民’二字”時，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還報道在大會結束時，您以高票當選為省長。我想，這既是全省人民對您的信任，也是人民群眾對您過去所做工作的認可。請問您對此有何感想？

　　習：對於我們共產黨人來說，老百姓是我們的衣食父母，我們必須牢記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黨和政府的一切方針政策都要以是否符合最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為最高標准。要時刻牢記自己是人民的公仆，時刻將人民群眾的衣食冷暖放在心上，把“人民擁護不擁護、人民贊成不贊成、人民高興不高興、人民答應不答應”作為想問題、干事業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像愛自己的父母那樣愛老百姓，為老百姓謀利益，帶著老百姓奔好日子，絕不能高高在上，魚肉老百姓，這是我們共產黨與那些反動統治者的根本區別。封建社會的官吏還講究“為官一任，造福一方”，我們共產黨人不干點對人民有益的事情，還說得過去嗎？

　　楊：好。談得非常有意思。謝謝您接受我們的採訪。

　　（原載《中華兒女》雜志2000年第7期“省部長專欄”）

    轉載自微信公眾號“學習大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