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近平14年前受訪談如何跨入政界：立志當公仆做大事【3】

　　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煉人。7年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獲益匪淺，為成長進步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

　　楊：聽說您原來在中央軍委機關工作，所處的工作環境和工作崗位可以說是許多人可望而不可求的，當初您為何要做出下到地方基層工作的選擇？

　　習：我是從中央軍委辦公廳下放到河北正定縣的。到河北后，地委書記謝峰同志找我談話，那是一位非常朴實的地委書記，解放初，20多歲就當了張家口地區專員，后來任河北省省長。我說，你對我有什麼要求？他說，“既然你能下來走這步路，我想我就不必囑咐了，你也不是那種草率從事的人。我就囑咐你一條，就是你當年在農村之所以干起來，那是因為你置於死地而后生。我聽了你的經歷，你當時被打成‘反動學生’，最后像‘四類分子’一樣下到那裡，舉目無親，你是華山一條路，必須走下去，也可能這樣你就成功了。但現在你不同了，你是本人選擇下來的，人家可能不會理解。”

　　當時，確實有許多人對我的選擇不理解。因為我在到河北之前是給耿飆同志當秘書，他當時是國防部長，又是政治局委員。他說，想下基層可以到野戰部隊去，不必非要去地方下基層。那時候從北京下去的人，實際上就是劉源和我。他是北師大畢業，要下去。我是在中央機關工作了幾年，我也要下去，我們倆是不謀而合。劉源當時去了河南。走之前也參加了好幾個聚會。許多人對我們的選擇不理解，問我怎麼現在還下去當時在我們這一批人中有一種從紅土地、黑土地、黃土地、綠草原上終於回來了的感覺，有些人認為“文革”吃夠了苦頭，現在不能再虧了﹔還有一些人存在著要求“補償”的心理，尋求及時行樂，我對他們的不解感到悲哀。古時候“十年寒窗，一舉成名”，中個進士，謀個外放，千裡萬裡他都去。像古時寫《三言》的那個馮夢龍，到福建壽寧任知縣時都快50歲了。那時候怎麼去的壽寧？萬重山啊！我們現在還不如古時候的士大夫。更可憐的是，我們的活動范圍半徑不過50公裡，離不開北京，不願意出去把北京的戶口丟了。我說，我們要出來當年老一輩出去，是慷慨激昂。我們在“文化大革命”中“上山下鄉”，是迫不得已。但在這種不得已裡頭，使我們學到、體會到了很多的東西。現在一切都好了，那些禁錮我們的“左”的東西都解除了，我們更要去奮斗、努力，好好干一番事業。

　　古人鄭板橋有首詠竹石的名詩：“咬定青山不放鬆，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管爾東西南北風。”我想將之改幾個字，作為我上山下鄉的最深刻體會：深入基層不放鬆，立根原在群眾中﹔千磨萬擊還堅勁，管爾東西南北風。基層離群眾最近，最能磨煉人。7年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獲益匪淺，同群眾結下了較深的情誼，為成長進步打下了比較好的基礎。所以，對再下基層是充滿信心的就義無返顧地下去了。盡管會有很多的坎坷，每天都在經歷著挑戰和習驗，除非身體不行了，除非不讓干了，隻要沒有這兩種情況，我都會堅定不移地走下去。至於最后大家對我認可到什麼程度，后人自有評說，我自己並不在意。

　　楊：從我了解的情況看，20多年來您無論在鄉裡、縣裡，還是在地、市，包括福州您所在的地方團結搞得都很好。團結問題是我們干部隊伍中經常遇到的問題，團結與合作問題也是我們中國人遇到的大問題。在團結合作方面，您是不是從您自己的角度講講，有沒有一套完整的做法？

　　習：省裡有一位老領導集一身之經歷，寫了個一生從政的體會——《團結學》。盡管各種因素在任何時候都起決定的作用，但是在各種情況下，團結永遠是前提。它絕對是你立於不敗之地的必然前提。縱觀古今都可以証明這一條。例如，歷史上的劉邦、劉秀、劉備這“三劉”就很有特點。他們個人有多大本事，還有宋江，光從文學上看，很難把他寫得很漂亮。這種人物給人的感覺是挺窩囊的那種人，怎麼會被大家所擁戴？實際上，這些人都有一個最大的本事，就是他們能團結一批有本事的人。這麼多有本事的人都跟他至情至信地溝通，這就是大本事。過去我們都很注意那種“郎才女貌”，或者“文治武功”，沒有注意到他們這種突出的本事。

　　在團結方面，我從小就受家庭的影響。我父親經常給我講團結的道理，要求我們從小就要做講團結和善於團結的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給人方便，自己方便”，用他的話講，就是做每件事不要隻考慮自己願不願意，還要考慮別人願不願意。因為你生活在人群中，什麼事都以自己為主，這是不行的。父親講的團結方面的道理，當我們后來生活在集體環境時，體會就很深刻了。無論是上寄宿學校，還是下鄉和參加工作，我都深深感到：凡事團結處理得好，工作都能做得比較好﹔凡事團結處理不好，就都做不好。特別是后來上山下鄉到陝北，遠在千裡之外，舉目無親，靠的就是團結。在這方面自己也有挫折和教訓。

　　在上山下鄉時，我年齡小，又是被形勢所迫下去的，沒有長期觀念，也就沒有注意團結問題。幾個月后我回到北京又被關進“學習班”，半年后被放出來，我再考慮回不回去。最后見到我姨父，他解放前是太行山根據地的。

　　當年是我姨姨、姨父把我媽媽帶出來參加革命的，他們都是我們很尊敬的人。姨父給我講他當年是東北大學學生，“一二 九”以后怎麼開展工作，怎麼到太行山，他說，我們那個時候都找機會往群眾裡鑽，你現在不靠群眾靠誰，當然要靠群眾。姨姨也講，那時我們都是往老鄉那裡跑，現在你們年輕人，還怕去，這不對！何況現在城市也不容易，你們在這兒干什麼?天天讓人家當作流竄人口?當時在國慶節經常要清理“倒流”人口，但清理完后，又不讓我們回去，先關在派出所，一進去就四、五個月。而且關進去不是讓你白坐著，還要讓你干重體力活，海澱街一帶的下水管，都是我們埋得。

　　聽了他們的話之后，我就按這個思路回去了。回去以后，努力跟群眾打成一片。一年來，我跟群眾一起干活，生活習慣了，勞動關也過了，群眾見我轉變了，對我也好了，到我這兒串門的人也多了，我那屋子逐漸成了那個地方的中心——村中心，時間大概是1970年。每天晚上，老老少少都絡繹不絕地進來。進來后，我就給他們擺書場，講古今中外。他們願意聽城裡人侃大山，講他們不懂的事，漸漸地就連支部書記有什麼事都找我商量，他說，年輕人見多識廣，比他懂得多。這樣，我在村裡有了威信。我那時不過十六、七歲，村裡幾個老頭有什麼事都找我商量。現在有的作家在作品中把知青寫得很慘，我的感覺不完全是這樣。我只是開始時感到慘，但是當我適應了當地的生活，特別是和群眾融為一體時，就感到自己活得很充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