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部戰爭何以層出不窮【3】

抑制局部戰爭的四大對策

無論是從局部戰爭的危害，還是從人類社會進步的角度來看，維護和平、抑制戰爭符合國際社會和各國人民的主流意願。在此進程中，世界各國，尤其是大國需要形成合力，共同捍衛與促進和平、發展與繁榮。

一是要發揮大國在抑制局部戰爭中的積極作用。國際社會的權力框架呈現出多維的等級結構。大國在全球與地區事務中發揮了非同一般的樞紐性、塑造性，甚至是決定性作用。根本而言，國際與地區和平能否得到有效保障與維持，最終取決於大國間能否相向而行。為此，應主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努力：一是大國需要摒棄零和博弈的權力政治思維與絕對安全的舊觀念，樹立起合作共贏的時代觀與共同安全的安全觀。從歷史上看，局部戰爭的爆發大都有著大國角力的背影，即便是在當今時代，這一特點也表現得十分鮮明。例如，敘利亞戰爭中就體現了世界大國與地區大國之間的博弈。烏克蘭危機中更是突出體現了這一點。顯而易見，去除引發局部戰爭的大國因素是制約局部戰爭發生的重要前提。二是大國需要在調解與斡旋局部戰爭中發揮正向作用。冷戰后，多數的武裝沖突都發生在區域內或國家內部，如不同教派之間、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武裝沖突所引發的局部戰爭。例如，當前的也門局勢，其原發力量即在於也門國內不同政治派別間相互爭奪權力，並引發區域內國家的相繼介入，從而導致了局部戰爭的爆發。對此，大國應該發揮積極的勸和促談功能，主張通過外交手段和政治途徑尋求一種各方都能接受的解決方案。當然，在此過程中，大國需要做到價值中立、不偏不倚，這實際上也是對大國承擔國際與地區責任之意願的一種考驗。

二是要反對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對國際安全的威脅。新的歷史時期，霸權主義與強權政治的實質未曾改變，仍然是將大國意志與利益凌駕於他國之上，肆意踐踏他國主權，威脅他國安全與剝奪他國自主選擇發展道路的權力。但是，從其表現形式上來看已經發生了眾多轉變。當前，國際社會尤其要警惕以所謂“民主”、“自由”等為借口而支持推動的“顏色革命”，以及打著“人道主義干預”“人權高於主權”旗號的“新干涉主義”。從表象上來看，“新干涉主義”頗具欺騙性。與以赤裸裸的武裝侵略、軍事顛覆為主要形式的傳統干涉主義相比，“新干涉主義”披著合法的外衣，為其干涉行動“正名”。近年來所發生的多次局部戰爭都有著大國“新干涉主義”的因素在作祟，例如2011年利比亞戰爭。在軍事打擊之前，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國家，借聯合國安理會1973號決議設立禁飛區之名，打著“維護人道主義”和“保護平民”的旗號，通過武力干涉顛覆了卡扎菲政權。在很大程度上來說，“新干涉主義”已經成為當前局部戰爭的最主要根源。因此，國際社會應該警惕某些大國美妙言辭背后的戰爭風險。

三是建立起有效的國際和地區安全機制。歷史証明，有效的安全機制是保障世界與地區和平的制度基礎。以國際聯盟與聯合國為例，從本質上來說，無論是國際聯盟，或是聯合國都可謂是集體安全機制的一種實踐。但是，國際聯盟的內在缺陷決定了它不是一個有效的維護世界和平的安全機制。聯合國在總結國際聯盟的經驗教訓基礎上，在機構設置、制度安排、執行效力等方面更加合理，從而為維持戰后的總體世界和平發揮了積極作用。值得一提的是，聯合國所強調的主權平等性、非排他性、包容性特征也應成為地區性安全機制的基本特點，這也是確保地區性安全機制發揮抑制局部戰爭功能的必要條件。

四是完善全球治理體系，緩解並最終改變全球發展不平衡現象。新世紀以來，尤其是金融危機之后，全球發展不平衡現象不是減輕了，而是加劇了，這種不平衡現象首先並集中表現在經濟增長的不平衡性方面。這種不平衡的經濟發展也使得全球性問題的“重災區”主要集中於發展中國家，尤其是欠發達國家，從而令這些國家或地區的發展難上加難，繼而又加劇了全球不平衡發展。事實上，局部戰爭的易發區域，或者是經濟落后地區，或者是教派沖突地區，抑或是資源沖突地區。如何消除不平等、不均衡現象，如何實現相互尊重與共同發展，已經成為從根源上消除局部戰爭所必需面對的問題，這實際上也是對全球治理體系提出了新的挑戰。從這個角度來說，抑制局部戰爭既需要世界各國的共同努力，又需要國際社會擁有足夠的耐心與信心。

（作者分別為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教授）

【注釋】

①張海麟、彭訓厚：《第二次世界大戰與戰后局部戰爭芻議》，載《軍事歷史研究》2005年第1期，第62頁。

②郭鳳忠：《驚人的現代戰爭消耗》，載《領導文萃》1999年第11期，第50頁。

③顧德偉：《戰爭危害人類》，載《新華每日電訊》2003年3月23日，第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