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婦幸存者憶日軍暴行：最美慰安婦被剖心處死【2】

　　李美金（88歲海南籍日本性奴隸制度受害者）：他抓我去跟他做工，做又沒力氣做，不做他又打你，讓你怕都怕抽筋了，怕死了。那時候十五六歲，哪有多少力氣。他看見了就抓我去跟他做工，不做的話，他又要拿那些槍來刺死你。怕都怕都死，怕到抽筋。那時候也不記得多久，就知道被抓去了很久。日本仔抓你去做工，他又不管吃的，餓，餓到你死。渴，渴到你死。

　　有一對夫妻被抓去做工，那個老公給渴死了。然后那個老婆叫人去抬他，哭，一直哭，一直哭。我聽到人家哭，我就跑出來看，就躲到抬死人的那些人裡面，才能逃回去。要不然都回不了家，早被人打死了。

　　陳厚志：下面的這裡就是日本人怕民工逃跑，就在下面拉一個電網。當年，陳金玉阿婆就被日軍強暴，趁傍晚的時間就從這裡往水底下游到下游去，往下游的對岸爬起來跑回家。但是，第二天又被日本人抓回來，更加嚴厲地懲罰她。

　　符玉開：那時我有二十一二歲，還很年輕。去干活，去幫他干活，他看你順眼，就把你抓走。

　　符桂英：抓男，也抓女的，去軍部挑水，一個像床那麼大的四個角（的水缸），要挑水裝滿滿的20擔。水挑好了，就叫去洗衣服。

　　解說：兩位阿婆年齡相差隻有一歲，都是漢族人。分別於1940年前后嫁到海南省臨高縣皇桐村。她們的住處距離很近，相隔幾百米遠。都曾在1941年，日軍佔領海南島后多次被抓去做勞工和性奴隸。

　　雖然兩位阿婆，都已是九十多歲高齡的老人，對許多事情都記憶模糊了，但對當年那些欺負過她們，令她們終生恐懼的日軍面孔，卻記憶猶新。

　　符玉開：那個以前的日本人每個人都留著硬而密的胡須，現在都光光的。那個留著又硬又密的胡須，最可怕了。

　　符桂英：壞到極點了，胡須又硬又密，提到日本人就怕死了。

　　蘇智良（上海師范大學人文與傳播學院院長）：海南，日本軍隊要把它建成是一個南進的一個根據地。所以他從根本上，要進行一些基本建設。這個基本建設就是建造碼頭、挖礦、建造工事、造房子、生產等等。在這個過程當中，很多的男女青年都是（被）抓勞工。女性被抓勞工，白天干活，晚上就是被侮辱。所以這種情況非常普遍，甚至於還有日本的公司那些日方的那些職員、管理者，也跟日本兵一樣，晚上就是對這些婦女進行強暴。

　　陳曉楠：中國“慰安婦”研究中心的主任蘇智良教授在對海南“慰安婦”的研究中發現，海南（慰安婦”在日軍專職慰安所、據點、營地之間有輪換現象。這樣做，一是為了滿足戰地日軍喜新厭舊的心態的需求。另一方面，是為了防止“慰安婦”熟悉家鄉附近的地形，從而容易逃脫。

　　所以，日軍往往借助輪換制達到“慰安婦”異地征用，他處調配的目的。同時，這樣做也是為了平衡“慰安婦”和日軍之間僧多粥少的嚴重失調的狀況。日軍妄圖借輪換制極大限度地使用數目有限的“慰安婦”。

　　解說：1939年4月21號，井上部隊佔領陵水縣陵城后，兵分多路，向海南省陵水縣境內的文羅、祖關等地區進擾擄掠。

　　1942年春，也就是日軍佔領陵水縣的第三年，家住陵水縣祖關鎮的陳亞扁被日軍抓去，關押在附近的一個據點。半年后，將她轉送至三亞某據點，兩地相距80公裡。五個月后，在其母親的苦苦哀求下，又送回原來的據點。直到1945年日軍投降，才得以解脫。前后一共被關押了三年。

　　陳亞扁（87歲海南籍日本性奴隸制度受害者）：這是過去（做工時用）的毛巾，剪刀就這麼大。這是哭可時候用來擦眼淚，這是（做工時）用來補的，補的。剪刀你看這個多大，我什麼都有啊。我把我所有的東西都存下來。

　　記者：阿婆的眼睛是怎麼變得不好的？

　　記者：她經常哭，她以前也哭。

　　解說：1941年秋，距離祖關鎮30公裡外的田仔鄉，15歲的黃有良在前往水田的路上被日軍強奸。此后，日軍經常去家裡強暴她。如果她不出現，父母就會遭到暴打，多次被打暈。

　　半年后，又將她關進25公裡外的藤橋慰安所裡。白天洗衣、掃地、做雜工，晚上被日軍蹂躪。兩年后才死裡逃生，全家人躲進山裡，直到日軍撤退。

　　蘇智良：其實“慰安婦”的境遇是很悲慘的。因為他所佔領的地方到處都有中國婦女，所以他不把你當人看待，不把你當人看待。懷孕了有的直接被日軍處決，有的就是拉走了，不知道下落。然后有人自殺，有人反抗被殺掉，馬上就有新的婦女來替補。

　　林愛蘭（88歲海南籍日本性奴隸制度受害者）：刺下去，把心臟拿出來，像這樣眨很久才死。漂亮，最漂亮，那個女人特別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