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式改革戰略的六大突破

　　自2012年11月中共十八大召開，習近平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成為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的帶頭人以來，已經有兩年多時間，國內外對新一屆中央領導的新思路、新做法有眾多積極、正面、熱烈的評價，習式改革戰略的突破主要體現在六個方面。

　　第一大突破：突破了過去從易到難、由點到面的“局部性改革模式”，開始了全方位、配套性的“整體性改革模式”

　　改革開放初期，改革事務千頭萬緒，開放問題錯綜復雜，之前也沒有多少現存經驗，因此，不敢也無法進行全方位的、整體性的改革開放，因為，風險實在太大，隻能從一些利益涉及面不大、大家容易接受的淺層次的改革上做起，從某些地域、某個領域、某些行業、某些單位、某些事項上先進行試點、突破，再行推廣。最初中國的改革是從農村改革開始的，在農村改革積累經驗后再進行城市改革，城市改革有一定經驗后再開放，而開放先從南方的一些小城市開始，然后，到沿海、沿江、沿邊的大中城市，最后到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農村改革也是從局部如經營方式改革開始的，最初並沒有觸碰農村的組織結構，后來逐步實行村民自治。城市改革也是從局部開始的，先是搞企業生產經營承包制，然后，是所有制改造，搞混合所有制等。這樣的改革有其優點：比較穩妥，要有問題也是局部性的，糾錯比較容易，但這樣的改革也有其缺點：新舊規則同時並存，實行雙軌制使制度的漏洞比較大，尋租空間比較大，容易滋生腐敗，也容易導致人群和地域間的貧富差距拉大。據統計，2013年我國GDP同比增長7.7%，全國居民收入基尼系數0.473﹔2014年我國GDP同比增長7.4%，基尼系數為0.469，連續6年下降。有專家稱，當前中國收入分配差距有所縮小，但收入分配改革仍需提速。目前，中國貧富差距過大確實是影響改革開放進一步發展的主要障礙。2012年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台后，果斷地開始了“整體性改革模式”。與“局部性改革模式”相比，“整體性改革模式”突出全方位改革和配套性改革兩個方面。全方位改革意味著，既要發展，但也要反腐，既要進行地方改革，也要進行中央改革﹔既要進行經濟、社會、文化改革，也要進行政治、行政、司法改革﹔既要進行社會體制改革，也要進行政治體制改革﹔既要進行國內事務的改革，也要積極參與國際和全球事務。配套性改革意味著，從改革開放的整體需要和總體目標出發設計改革開放的法律、制度、政策和措施，注重法律、制度、政策和措施之間的有機性、關聯性、配套性，不再讓某項法律、制度、政策和措施單兵突進，而是講究相互配合、相互協調、相互補缺，避免互相矛盾、互相沖突、互相損耗。例如，之所以在最近兩年提出“自由貿易區政策和制度”並迅速推進，不再是推進某個地方發展的局部需要，也不再只是涉及解決改革或開放某個方面問題的需要，而是從整體上快速提升中國改革開放水平，快速提升中國綜合國力的總體需要，即是因為考慮到中國全面深化改革需要，內部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外部重建世界新秩序需要快速發揮中國日益增長的綜合國力（資本、人才、技術、信息等）優勢，在世界力量中發揮應有的作用。相信有“自由貿易區政策和制度”與“一路一帶”等其它措施相配套，中國不會再喪失當前發展良機。

　　第二大突破：突破了過去經驗性、實驗性、零散性的“感性改革模式”，開始了頂層性、設計性、普惠性的“理性改革模式”

　　在缺乏現存經驗和模式的情況下，過去30多年的改革開放基本上走的是從下到上、事中和事后“摸著石頭過河”的路子，基層和地方先試驗、先摸索，省市自治區和中央總結經驗，汲取教訓，改正錯誤和失誤，加以完善，然后推廣。這種改革模式比較容易發揮百姓、基層和地方的首創精神，有不妥的地方隨時可以糾正，影響小、易掉頭，比較穩妥。可是，隨著改革開放的拓展和深化，這種改革模式的不足之處也逐漸暴露，改革比較零散、緩慢﹔時間成本和實驗成本比較高﹔容易使人隻看到改革的一鱗半爪，而無法領會改革的全局和整體﹔感性色彩濃厚，理性思考不足，法治特點不明顯﹔改革紅利的得益者、受益面和普惠性不夠，容易產生比較性心理失衡和社會對立對抗﹔改革的預見性、准備性不足，走一步算一步，改革缺乏總體性、長遠性、可持續性。改革開放初期這麼做是必要的，是沒有辦法的辦法。2012年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台后，看到了這種改革的不足，此后的改革十分注意總體性、長遠性、可持續性。十八屆三中全會通過的《決定》中涵蓋300多項改革舉措，十八屆四中全會通過的《決定》雖然專門講法治，但仍然涵蓋了180多項改革舉措。中央把改革涉及的各個方面、各個領域、各個問題都進行了長時間的理性思考、頂層設計和原則規定，部門、地方、基層和單位隻要按這些頂層設計和原則規定加以具體貫徹和靈活落實就可以了，這就大大減少了改革的時間成本和實驗成本﹔這樣的改革紅利幾乎所有地區、所有人群均可受益，受益面廣、普惠性強﹔這就使改革從淺層次的、盲目的、感性的、零散性的改革走向了深層次的、前瞻性的、法治性的、普惠性的理性改革。這樣的改革對於克服日益嚴重的社會貧富分化和社會對立對抗問題，順利推進改革開放進程有著關鍵性作用。

　　第三大突破：突破了過去主要著眼於新增社會資源分配改革的“增量改革模式”，開始了對原有和新增社會資源分配同步改革的“增量與存量改革相結合的改革模式”

　　從新中國成立到改革開放前的30年，新中國打破了舊中國家族性、階級性特權問題，可是，由於實行統制經濟和計劃經濟的經濟形式、民主集中制的政治形式、高度意識形態化的文化形式，決定了新中國成立初期，沒有辦法從根本上打破“新特權”。所以，改革開放后的30多年時間裡，改革的重點在於對新增加的社會資源或曰國民財富的新分配規則，即“增量改革”，對於改革開放前已經有的大多數特權或曰分配格局觸動的並不多，即沒有進行大規模的存量社會資源或國民財富的“存量改革”。如，干部隊伍，特別是高級干部在食品供應、醫療保健、住房分配、出行安保、旅差報銷、度假安排、公車乃至專車使用、工作餐補貼、家屬子女上學和就業安排等方面一直擁有不少特權。這樣，老百姓就有很多怨言，加劇了社會矛盾和官民對立，不利於中共執政地位的鞏固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推進。2012年十八大之后，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開始對大多數特權進行清理和改革，特別是對住房分配、出行安保、旅差報銷、度假安排、公車乃至專車使用等進行了大規模改革，如，清退地方和軍隊多佔、超標住房，重新制定干部度假的規章制度，每年中央領導去北戴河等地開會度假的時間縮短並規定家屬子女、家裡佣人一律不再隨行，國有企事業單位一些內部特權如分房和補貼等大大減少。至於對普通干部的“八項規定”更是眾所周知、影響深遠。當前中央對國家財產、集體財產的清理、評估、管理、監督正加速進行等，這都是對存量和增量國民財富的同步改革。雖然動了有些特權階層和集團的已有“蛋糕”，遭到了他們的竭力抵制和反抗，但一方面，中央鐵腕推進反腐敗的決心更強，對存量國民財富重新分配的力度會不斷加大，另一方面，更加注重對新增國民財富的公開、公正、公平分配，如，對國有企業上繳國家財政比例的大幅提升，對畸形文化市場的大力整頓，普惠性的基本公共服務的大力推廣。這樣的改革當然受到國內外有識之士和普通老百姓的強烈擁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