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式改革戰略的六大突破【2】

　　第四大突破：突破了過去點滴摸索、驗証糾錯、逐步推進的“漸進改革模式”，開始了短期驗証、全面總結、快速推進的“漸進改革與快速改革相結合的改革模式”

　　中國30多年的改革基本上實行“漸進改革模式”，即一項改革措施或開放政策從試驗到推廣要經過很長時間的摸索、驗証、糾錯、完善過程，因此，改革和開放在時間、地域、領域、行業等方面都有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任何一項改革或開放政策先在某個單位或地方試點幾年甚至10多年，然后，總結經驗，加以完善，最后逐步推廣。1978年、1979年農村改革（家庭聯產責任制等）先在安徽、四川等地實驗，1982年1月，中共中央批轉《全國農村工作會議紀要》肯定農村實行的各種責任制都是社會主義集體經濟的生產責任制﹔1991年11月中共十三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進一步加強農業和農村工作的決定》。《決定》提出把以家庭聯產承包為主的責任制、統分結合的雙層經營體制作為我國鄉村集體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長期穩定下來，並不斷充實完善。可見，光家庭聯產責任制這一項改革從1978年提出到推廣就有5年，全面完善要到1991年，花了12年。從1979年試辦四個經濟特區，到1988年設立海南經濟特區，花了10年。中國的經濟技術開發區從1984年設立10個，到1991年14個，到1995年533個，花了11年。從1979年沿海地區開放，到90年代前期沿江、沿河、沿邊開放，到2001年全方位開放，花了22年。2012年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台后，一些重要的改革不再漸進，在短時間試驗后如果覺得可行，馬上全面總結，並快速推進或推廣。又如，自由貿易區2013年上海剛被批准設立，2014年又有廣東、天津、重慶、廈門4個自貿區被批准，2015年有更多更大的自貿區被批准。2012年以來中國的各項改革開放政策和措施雖然還有試點、推廣的步驟，但間隔的時間已經很短，不再漸進，正像習近平總書記說的，看准了就要趕快做。原因是，一方面，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我們已經積累了很多經驗和教訓，現在不需要再一點點摸索了﹔另一方面，現在中國的綜合國力已大大提升，加快改革開放步伐的風險不大，即使有一定的風險，我們的抗險能力比過去已經強多了。所以，適時地加快改革開放的步伐是順應世界潮流、順應民心的好舉措。

　　第五大突破：突破了過去社會改革先於並快於國家和政府改革的“被動式、跟進性改革模式”，開始了國家和政府改革與社會改革同步推進的“主動式、共時性改革模式”

　　20世紀70年代后期，由於“文化大革命”中國的國民經濟已經處於崩潰的邊緣，可是，由於長期的“左傾”思潮，大多數中國人依然相信“閉關鎖國”的政策是正確的，所以，改革開放初期要挽救黨、挽救中國、挽救人民，隻有“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給大多數人以積極示范和致富榜樣，先富裕百姓、穩定社會才有可能讓大多數人擁護“改革開放”。於是，黨和政府首先放鬆國家和政府對社會企事業單位、家庭、個人等自主生產、自由流動、自主擇業和創業、自由言論等“社會自由”的管控，政府部分退出了經濟、文化、社會事務等純粹“私人事務領域”，讓社會和公民“活”起來。但畢竟是改革開放初期，長期的計劃經濟和政治控制已經成為部分黨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習慣性思維和行為取向，國家和政府對社會事務還有較多的管控，國家和政府職能沒有實質性轉變，國家和政府改革落后於社會改革，也實屬無奈。所以，那個時候實行“先富”改革政策，只是部分開放“私人領域”並沒有錯，可是，30多年過去了，這一改革政策、實踐做法也帶來了政府職能過寬、過大，黨政干預太多、太深，“貧富差距”過大，腐敗日益蔓延，社會自組織難以快速成長、壯大，社會自治能力低下，國家和社會運行效率和效能“雙低”的嚴重后果。2012年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台后採取了多種措施，一方面，以前所未有的力度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政策和制度，促進城鄉一體化，努力增加社會保障，提升最低工資水平，提高教育文化、醫療衛生、體育設施、交通能源、市政設施、生產和生活信息提供等基本公共服務水平，更加注重共同富裕和公平正義，讓更多的老百姓分享中國社會改革開放的成果。同時，大力培育和扶持營利性、私人性領域的社會組織和半公半私領域的社會組織，提升社會的自治空間和能力，另一方面，以壯士斷腕、自我革命的氣魄，大力轉變政府職能，大幅放權、讓利，如，國務院近兩年就取消和下放了行政審批權416項，取消和免征行政事業性收費348項，推動工商登記制度改革。國務院60個部門集體晾晒“權力清單”，涉及行政審批1235項。按照國務院要求，各部門不得在“權力清單”外實施審批。地方政府取消和下放的行政審批權達數千項，提升國家和政府自身的運作效能和治理社會的效能。再一方面，新一屆中央領導班子還十分重視國家與社會的合作治理，激活社會活力和自治能力，提出到2020年基本實現國家和社會合作治理體系和能力的現代化。第四方面，習式改革戰略已經突破了“法制改革模式”，開始了“法治改革模式”。過去三十多年改革開放主要靠黨政領導的氣魄和智慧，制定和實施了大量的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社會主義法制體系”基本建立起來，但是由於歷史和現實的某些原因，一些法制在部分黨政領導和干部面前就成了擺設或主要約束普通群眾的工具，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糾的情況依然存在，這就是過去三十多年的“法制改革模式”。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台后開始了“法治改革模式”。法律、制度和紀律，不但約束普通群眾，而且還更多地約束執政黨、國家和政府及其領導人，從中央到地方紛紛開出“權力清單”，試圖“把權力關進籠子裡”。

　　第六大突破：突破了舊有的傳統外交戰略，開始了自信有為、主動擔當的“大國氣派開放模式”

　　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一直生活在壓抑、屈辱、憤怒、不服的境況中。可以毫不夸張地說，自鴉片戰爭以來，中華民族的心靈深處一直有一個洗刷民族恥辱，復興中華民族的“中國夢”。新中國成立后，中華民族贏得了獨立和尊嚴，有了揚眉吐氣、一洗國恥的感覺，但長期的政治運動和計劃經濟把國民經濟和人民生活逼到了崩潰的邊緣。雖然，中華民族有了獨立和尊嚴，但實際上是有限的獨立和尊嚴，即因綜合國力有限，中國在世界上的實際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地位和影響力有限，中華民族還沒有真正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改革開放初期，中國物資短缺、產品和技術落后、外匯很少、人才奇缺、信息閉塞、視野狹小，要實現現代化，需要外部大量的資金、技術、人才、產品、信息等輸入，在中國的綜合國力還很有限，對外部依賴性很強，民族復興尚待時日的情況下，低調處理中國與別國，特別是與美國、德國、法國、英國、日本、俄羅斯等大國的關系，在諸如中國駐南斯拉夫大使館被炸、中美南海撞機、聯合國改革、中國加入WTO、中國申辦2000年奧運會等問題上，中國不單不當頭、少舉旗或不舉旗，而且，還特別懂讓步，會妥協，能吃虧。2012年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上台后，審時度勢，在外交上開始了“大國氣派開放模式”。這種新的對外關系戰略與模式是在深刻洞察世界發展總體走向——和平與發展趨勢不變，而國際關系整體格局和力量對比加速變化的前提下，以一個大國的自信和氣魄為基礎，採取大國對大國（新型大國關系戰略和政策）、大國對小國（對周邊國家的親、誠、惠、容的戰略和政策）、一對一（對非敵非友的大國的適度緊張戰略和政策或曰溫水戰略和政策，對友好國家的准同盟戰略和政策）、一對多（幫助非洲國家“筑巢引鳳”的戰略與政策，幫助拉美國家走出危機困境的“大棋局戰略和政策”）、多對多（互利共贏、平等合作的戰略和政策）的不同國際關系戰略和策略，形成一種獨特、新穎的國際關系模式，讓中國逐步成為世界新秩序的建構者和過程者之一，即在國際關系中實現有限度的爭取有所作為，主動承擔國際義務，積極參與構建國際新秩序。在環境保護方面中國迫使美國、歐盟、日本等國接受中國的“共同但有區別”的環保原則及中美排放量指標﹔在東海、南海迫使美國等國承認或默認中國劃定的防空識別區的有關規范和島爭的現實﹔在世界各地資源（資本、技術、產品、人才）和機遇（舉辦奧運會、亞太經合組織會議、20國集團會議等）的競爭中學會既堅決斗爭又互相妥協來達到自己的目的，參與建構“金磚國家組織”及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銀行，規劃聯通世界的“一路一帶”等。這說明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上升，中國的國際地位和作用也在快速提升，中國的民族自豪感和國家自信性不斷增強，中國的對外關系模式已經趨向成熟和穩定。

　　總之，習式改革戰略是一種對內更加整體發展、理性發展、公平發展、透明發展、民主發展的發展模式，對外更為自信發展、主動發展、共同發展的發展模式。

　　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之所以能突破舊的思維和行為模式，實行新的改革開放模式，主要是因為，經過三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國內外形勢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的財富積累和綜合國力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的世界和區域地位和作用發生了重大變化，中國改革開放的經驗累積和教訓汲取有了重大變化，中國人民及其領導人、領導層的價值觀念、認知水平、思想高度和深度有了重大變化。目前習式改革戰略雖然已經有不少社會主義建設理論方面的創新，但主要還是一種社會主義建設實踐形態的創新。隨著中國改革開放進程的推進，相信以習近平為總書記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會不斷創新習式改革戰略的形式和內容，從而使其外延和內涵更加拓展、更加豐富，創造出人類文明進程中新的偉大的中國奇跡。

　　（作者為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學院副院長、二級教授、博導）

　　【參考文獻】

　　①《習近平談治國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

　　②《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學習出版社、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

　　③《十八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201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