於敏：願將一生獻宏謀

2015年01月11日09:16 來源：光明日報手機看新聞

　　1984年於敏與鄧榢先(左)在核試驗基地。資料圖片

　　1992年11月在中物院發展戰略研究研討會上(左起：王淦昌、彭桓武、朱光亞、於敏)。資料圖片

　　侯藝兵攝

　　20世紀90年代初於敏與夫人孫玉芹。資料圖片

　　1999年9月18日，於敏在表彰為研制“兩彈一星”作出突出貢獻的科技專家大會上發言。新華社發

　　於敏在工作中(1980年攝)。新華社發

　　少年於敏有一個執著的信念：在那個內亂外侮的國土上，盡管自己不能像古代英雄人物那樣馳騁沙場，但他相信，總會有諸葛亮、岳飛式的蓋世英雄出現，能夠蕩寇平虜，重振河山。

　　於敏怎麼也想不到，半個世紀后，自己會成為這樣的“蓋世英雄”。

　　男兒何不帶吳鉤

　　1926年，於敏出生於天津，青少年時代歷經軍閥混戰和抗日戰爭，在戰亂中度過。在那個自視為“亡國奴”的屈辱年代裡，於敏看到的是岳飛《滿江紅·登黃鶴樓有感》裡“兵安在？膏鋒鍔。民安在？填溝壑”的國殤。

　　兵火轟隆的日子裡，於敏性喜安靜，喜歡讀唐詩宋詞和歷史演義。他崇拜諸葛亮運籌帷幄、決戰千裡之外的智慧，向往其鞠躬盡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傾慕岳飛和楊家將的精忠報國以及文天祥的威武不屈和凜然正氣。他把為國紓困的希望寄托在這些人物身上。

　　1941年，於敏進入天津木齋中學讀高中，因成績優異被推薦轉學至耀華中學讀高三。此時，他遇到了兩位恩師。

　　語文老師王守惠，講解古文和古詩詞時，必會把每一篇作品置於一個大的時空中，將寫作的背景、文學的淵源和價值以及作者的家事等講得透徹明了。這種教學方法使於敏很受啟發：思考和分析問題也應如此，將對象置於一個大的環境之中，用高屋建瓴的眼光去觀察和分析。他也因此發現了自己為何會傾心於《三國演義》裡的恢宏場面和弘大背景，諸葛亮的運籌帷幄、決勝千裡，正是源於其開闊的視野以及善於把微觀的事情放在宏觀的大環境中進行分解和縷析。

　　另一位是數學老師趙伯炎，講課時喜歡講授數學題的各種解法以及不同解法的來由，要求學生不僅要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這種耳濡目染盡管隻有一年，卻使於敏受益終生，他由此逐漸養成了自己的一套思維方式，善於從宏觀角度處理微觀問題，具有開闊視野和戰略眼光，且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善於抓住問題的本質。

　　於敏意識到，他找到了一條適合自己的紓困之路——內向好靜思，不喜交際，喜歡動腦不喜歡動手，這樣的自己適合學習科學。因此，當朗誦起李賀的“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時，於敏想到，他的“吳鉤”就是科學，他要用科學收取“關山五十州”。

　　1945年高中畢業后，於敏考取了北京大學工學院電機系。但他發現那兒的老師並不喜歡刨根問底和追本溯源，難掩失落。更失落的是，強調動手能力的工科，並不適合“心靈手不巧”的他。沉靜好思的性格使他更傾心於理科，他喜歡並選修了理論物理，並最終棄工從理，轉至理學院物理系。

　　在物理系，於敏的學號1234013常年排在成績排行榜的第一名。

　　1949年，於敏以物理系第一名的成績成為新中國成立后的第一批大學畢業生，並考取了張宗燧的研究生。1951年研究生畢業后，被我國核物理學家彭桓武和錢三強器重，調入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從事原子核理論研究。

　　當時，國內沒人懂原子核理論，於敏的研究對於中國來說是一項開創性的工作。他很快就掌握了國際原子核物理的發展情況和研究焦點，對原子核物理知其然並知其所以然，站在了國際前沿。

　　20世紀50年代，基本粒子研究尚無大進展，於敏在平均場獨立粒子運動方面發表了《關於重原子核的殼結構理論》《關於原子核獨立粒子結構的力學基礎》等頗有分量的論文。

　　1955年，以朝永振一郎(后因量子力學研究獲諾貝爾物理學獎)為團長的日本原子核物理和場論方面的代表團訪華，對於敏的才華和研究成果大為驚嘆。回日本后發表文章，稱於敏為中國的“國產土專家一號”。

　　1962年，在原子核理論中創立了集體運動模型的丹麥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A·玻爾訪問北京，於敏擔任翻譯，兩人探討過學術問題。玻爾稱贊於敏是“一個出類拔萃的人”，親自邀請他去哥本哈根，於敏婉謝。

　　與同時期從事核武器研制的大多數同仁不同，於敏不曾出國留學或進修。王淦昌曾留學德國，鄧稼先和朱光亞曾留學美國，郭永懷曾留學加拿大和美國，彭桓武和程開甲曾留學英國。

　　於敏那時卻不曾踏出國門一步，他對此有些許遺憾。“如果生在現在，重新上大學，我當然會留學。”他說，“土專家”不足為法，科學需要開放交流和廣闊視野，但留學后須“回國再給國家做點事兒”，而且“不要到老了才回來，落葉歸根隻能起點肥料作用，應該開花結果的時候回來”。

　　三十余年后，當自己唯一的博士研究生藍可即將畢業時，於敏並沒要求她留在身邊做研究。“於老師希望我出國留學，完成他的‘留學夢’。”藍可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