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分鐘后,白修德被送了出來。
而蔣介石的內心深處,卻沒有對白修德有絲毫的感謝之情。近年披露的《蔣介石日記》裡可見,在聽白修德講述河南災情后的1943年4月9日,蔣介石的日記是這樣幾句話:“注意,鄭路沿線淺葬暴骨,為狗所食之慘狀。嚴電蔣、湯。又鄭州專員與司令諂事外人,日與謊報災情。”
他給蔣鼎文、湯恩伯發去措辭嚴厲的電報,是要讓他們想辦法把餓殍滿地的悲慘景象遮掩起來。對那幾個給白修德講述災情的政府官員,蔣介石卻認為他們“謊報災情”,並且怨毒地評價為“諂事外人”。
兩天后,蔣介石的情緒發生了某種程度的轉變。他的日記寫道:“河南災區,餓殍載道,犬獸食尸,其慘狀更不忍聞。天乎!若不使倭寇從速敗亡,或再延長一二年,則中國勢難支持。余將不能完成上帝所賦予之使命矣!奈何蒼天上帝,盍速救我危亡乎?”
可以看出,且不論蔣介石此前對河南災情究竟了解到什麼程度,那些狗吃人的照片的確是極大地震驚了他。
國民政府的救災行動終於有了實質性的舉動。
飢荒遠去
《時代》周刊報道河南災情后的幾個月,洛陽的梅根神父給白修德寫了一封信,信中說:“自從你走后並且發出了電報,糧食就從陝西沿著鐵路線緊急調運過來……省政府也忙碌起來了,到處開辦了臨時伙房。他們真的是在工作並且辦成了許多事。軍隊也拿出了他們的一部分多余糧食,發揮了很大作用。整個國家都在忙著為災區募捐,錢正從四面八方向河南涌來。”
很多人並不知道,這些賑濟措施已經被拖延了半年之久。
早在1942年10月的國民參政會后,國民政府就宣稱劃撥5億元法幣進行賑災。其中2億元用於在災區各處開設粥場應急,3億元用於購買賑濟糧。然而粥場開設起來,卻遠遠不能供應數量龐大的難民,很快就因無糧為繼而斷了頓。
而用來買糧的3億元法幣,卻被挪作他用,甚至有貪官污吏將其挪用販運私貨。直到1943年新麥快要成熟時,第一批賑災糧才發到了部分難民手中。
按照當時的物價,3億元法幣大概能購買3000萬斤小麥,平均到河南的受災人口頭上,每個人僅有1斤。而在此前的1942年,河南夏秋兩季幾近絕收的情況下,國民政府還從這裡征走了十倍於此的“征實”。
1943年6月,隨著新一季小麥的成熟豐收,那場餓死了300萬人的大飢荒終於過去了。
從一直追蹤河南大飢荒的《先鋒報》的系列報道中可以看到,1942年夏秋之際的蝗災之后,河南的氣候開始出現好轉:從當年10月下旬到11月,干旱的河南一連下了好幾場透雨,而這段時候的雨水,對越冬麥子的播種非常關鍵。
仿佛上天也在為這場慘烈的大飢荒做著補償。到1943年3月初,又一連下了幾場瑞雪和透雨,對麥子的生長非常有利。
《先鋒報》曾在1943年3月3日社評《甘霖已降,糧價將平》中說道,“麥苗得下這次透雨,到麥熟時,縱不下雨,也可望收……收成有望,麥熟至多不過百日。”
1943年是河南歷史上少見的好年景。不僅二麥(大麥、小麥)豐收,秋糧收成也很可觀。這些收成,給那些沒有在大飢荒中餓死、“等待收成”的幸存者帶來了希望。
當第一茬青麥長出來的時候,白修德帶著對蔣介石極大的不滿和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把目光重新轉向抗日戰場,漸漸遠離了重慶的政治圈。
實際上,外國記者在重慶的工作狀況正日趨惡化。就在白修德面見蔣介石之后不久,國民政府制定了禁止中國人向外國記者透露消息等更為嚴厲的輿論控制措施,“以確保不再有尷尬的報道外泄”。
從此以后,白修德再也沒有機會報道河南大飢荒。即便在重慶,白修德也成了不受歡迎的“麻煩制造者”。而白修德也再沒有對國民黨政府和蔣介石有什麼正面評價。
“直到戰爭結束以后,除了在招待會上,我沒有再見過蔣介石。但是我深信,正如史迪威所說的那樣,他不僅對我們毫無用處,而且對他的老百姓也毫無用處,這一點應該說更為重要。”多年以后,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
河南大飢荒被白修德稱為自己“最為刻骨銘心的記憶”,對中華民族來說,又何嘗不是。
(注:本文部分資料引自湖北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由宋致新編著的《1942:河南大飢荒》(增訂版)、《中國的驚雷》、《探索歷史白修德筆下的中國抗日戰爭》等書。)
本報實習記者米艾尼
(來源: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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