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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到了重慶，他們發現河南省主席李培基在向中央呈送的報告中說，“河南的糧食收獲還好”。他們就此事質問李培基，李支吾以對。
事實上，蔣介石早就接到過河南軍政官員上報的災情，但他就是不相信或者干脆視而不見。他關注的一是征兵，二是征糧。他當時的一份批示明確表露了個人態度：“本年有若干省地方官紳，文電紛馳，申報水旱災況，或稱赤地千裡，或稱田廬漂沒，一方請求豁免征購，一方請求巨款賑濟，然究其實際，則其間多數地區，雖或略有災歉，大都以少報多，以輕報重，過甚其詞，張皇入告。操其心跡，官吏則藉報災荒，豫圖減輕征課之責任……”
根據多年從事1942年河南大飢荒研究的宋致新提供的資料，早在1942年八九月間，蔣介石就已從軍方李家鈺、蔣鼎文那裡，得知了河南的災情嚴重，軍糧征繳困難。為了挽救局面，他趕到西安附近的王曲軍校，主持召開了緊急“前方軍糧會議”。
河南省官員對軍糧配額討價還價的結果。蔣介石當天晚上即“征用所有的運輸工具，打開糧倉，把存糧迅速地東運河南”，以解決河南駐軍的糧食問題。同時決定，把對河南農民的征糧數額由500萬石減為250萬石。
但是到了糧食部長徐堪那裡，河南的軍糧配額由250萬石變成了250萬包。一石合小麥140至150市斤，一包合200市斤。一字之差，讓河南的軍糧配額增加了三分之一。而按照這個標准超額完成了征糧任務的河南糧政局長盧郁文，還得到了蔣介石的嘉獎。
直到1942年10月30日重慶召開的國民參政會上，豫籍參政員郭仲隗將所收集的河南災民所吃的榆樹皮、觀音土、雁糞等帶到大會上當眾展示，涕泣陳情，並領銜聯名提出了《河南災情慘重，請政府速賜救濟，以全民命而利抗戰案》，河南的災荒才得到了國民政府的確認，派要員前往勘察災情，賑濟災民。
看重慶，念中原
10月的一天，交友甚廣的白修德從美國大使館一位外交官那裡，看到了一封來自洛陽和鄭州的傳教士的信件。
從這封信中，白修德才第一次確信，河南正在發生大飢荒。
來不及實地採訪，白修德把這封信的內容改編了一下，寫成了一篇稿子《十萬火急大逃亡》，用電報作為急件發回紐約的《時代》周刊總部，這篇報道於1942年10月26日刊發。
“這篇報道應該是經過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新聞審查的，因為文章裡並沒有明確提出政府救災不力，只是客觀陳述了河南的災情。”宋致新分析。
白修德在這篇文章裡，引述了兩位外國傳教士在河南的所見。
“傳教士阿西克拉夫特9月份在鄭州寫道，‘教堂前，有六個小孩被他們的父母綁在樹上，為了讓這些孩子在大人要飯時不要跟隨著造成拖累。”
“天主教傳教士保爾·於斌上周從重災區返回重慶，在洛陽，他看到成捆的樹葉被賣給飢民當食物，一塊錢一捆。一個農民把一家人召集在一起，讓大家吃上一頓飽飯，然后告訴他們，剛才吃過的飯裡已經下了毒藥。”
……
同時，白修德也在這篇稿子裡簡述了當時國民黨政府的一些救災措施，“中國政府正緊急從陝西調運100萬石種糧，同樣的數量來自安徽。政府一面勸說農民不要吃掉種糧而是留著播種，並向他們保証賑災物資的供應正在緊急辦理之中。”“政府已經籌措了1000萬法幣用於直接救濟並且命令農業部速籌種子糧給災區”。
在文章的最后，白修德做了一個不夠准確的判斷：“不管重慶的決策有多麼迅速，所有的救濟措施都因古老中國鄉下的遲緩效率而備受阻礙。”
但是這篇報道並沒有引起很大反響，很快被淹沒在同時發生的眾多國際大事中：蘇德戰爭的斯大林格勒戰役陷入膠著、非洲戰場上的阿拉曼戰役開打……甚至宋美齡訪問美國時的出色演講，都比這篇語焉不詳的稿子更具吸引力。
即便是白修德自己，也沒有料想到那時的河南已經成為了人間地獄。
更難以想象的是，由於國民黨當局嚴格的新聞封鎖，當時的國內媒體，竟然沒有對河南的災荒進行詳細客觀報道。
一直到12月份，時任《大公報》記者的張高峰被派到河南。
“他從四川途經西安時，就看到成千上萬的河南難民往陝西涌。洛陽城街頭到處都是骨瘦如柴的乞丐。更讓張高峰惱怒的是，災情如此嚴重，縣政府還逼著農民納糧，交不出糧就抓到縣政府痛打，還逼災民去賣地抵租。”宋致新說。
於是，張高峰以眼見耳聞的事實寫了一篇通訊，叫《豫災實錄》，發表在1943年2月1日的重慶《大公報》上。
第二天，《大公報》就發表了社長王芸生字字血淚的社評《看重慶，念中原！》。
王芸生在文中寫道：“憶童時讀杜甫所詠嘆的《石壕吏》，輒為之掩卷嘆息，乃不意竟依稀見之於今日的事實”。
就是這兩篇稿子，戳到了蔣介石的痛處，他即刻下令，《大公報》停刊三天。
根據王芸生后來的回憶，他當時對蔣介石的做法不是很理解，他曾向時任蔣介石秘書的陳布雷詢問，而陳布雷說：“委員長根本不相信河南有災，說什麼‘赤地千裡’、‘哀鴻遍野’、‘嗷嗷待哺’，委員長就罵是謊報濫調，並嚴令河南征繳不得緩免。”
《大公報》因報道河南飢荒被停刊的事件觸動了白修德。憑著對國民政府的新聞管制和蔣介石行事方法的了解，他認定河南災荒的慘重超乎想象，在重慶所得到的信息遠遠不夠。
白修德決定到河南實地採訪。於是，他拉著好朋友、《泰晤士報》記者哈裡森·福爾曼一起，向國民政府新聞處提出了採訪申請。他們得到的批准並不是到河南，而是“乘隴海路火車從寶雞經西安到達黃河和隴海路所經過的潼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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