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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直面飢荒
潼關，是白修德、福爾曼災區採訪的第一站。
在潼關車站的那一夜，“到處是尿臊味、屎臭味和人身上的臭味。我們的周圍滿是擠成一團的農民。”
在他們周圍的這些難民，“能夠賣出的東西都拿來換成紙幣，或者在飯攤上廉價換取吃食。”“嬰兒大聲哭鬧，然而，即使有個嬰兒已經死去，也沒有人去注意。”“士兵在這些下層民眾中間巡查，這些人就像牲口似的唯恐他們為了尋找食物而突然亂竄，或者亂哄哄地爬上夜裡開動的車子。”
這些敘述散見於白修德自己的回憶錄中，可想而知，當天晚上，這位記者經歷了怎樣的身心煎熬。
第二天，當地政府為他們准備了一輛鐵路上的巡道車。白修德穿著士兵的棉大衣，坐在一輛敞篷的巡道車上。他用帶著黑色幽默的口吻寫道：“仿佛是坐在歌劇院的包廂裡，或者像一位將軍在檢閱他的部隊，不過我檢閱的卻是一場飢荒”。
在一個叫銅錢田的小鎮，白修德看到人群一層摞著一層，擠在火車頂棚上，孩子、老人和婦女在列車奔馳中抓住任何可能抓住的地方。“有時他們因為手指在寒冷中失去知覺而掉下去，但火車決不會理睬。”
“沒人知道和關心究竟有多少難民死在這條路上，據說自從秋天以來有200萬人沿著這條鐵路逃出，至今每天仍有1萬人從這裡涌向西部。在河南3400萬人中，我們估計有300萬已經淪為難民，此外，還將有500萬人會在秋收季節前死去。”
到達河南省會洛陽時，眼前的景象讓白修德震驚。洛陽是隴海線上的一個大站，四面八方逃難的人都聚集在這裡。已經被飢餓和寒冷折磨得奄奄一息的難民們認為，到了洛陽，上了西去的火車，自己就得救了。
在夜幕中的洛陽火車站，白修德看到，“人們像劈柴一般地把難民裝進悶罐車，盡量壓縮得更緊些，以至於誰也不能動彈。父親使勁拉著孩子的手往上拽，像拽著懸在半空的一件行李。”
沿著荒棄蕭索的街道，穿過到處彌漫著尿臊和尸臭的城市，白修德和福爾曼找到了洛陽唯一一座天主教堂的主人托馬斯·梅根主教。
梅根在河南待了超過10年，對當地的風土人情非常熟悉，說一口流利的漢語。作為向導和翻譯，他帶著白修德、福爾曼騎馬出發，“他認為我們應該去看看正在瀕死的人們。”
一具具被野狗啃噬的面目全非的尸體，一座座衰敗空曠的村庄，一個個用鐮刀和菜刀剝樹皮充飢的難民……這些慘烈的景象讓信仰猶太教的白修德感到極大的震驚和哀痛。
白修德很快意識到，他們幾個人騎著馬穿過這些面黃肌瘦的難民時的危險性。難民們盯著他的馬，分明是在看一堆上好的肉。白修德學會了快馬加鞭沖過那些人群。有時他會拋撒一些花生或干柿餅，引開圍攏著他的人﹔有時不得不硬起心腸，用鞭子抽打那些拽著他的衣服和馬尾巴的手。“在一個荒蕪村庄的廢棄教堂裡，我承受著人間悲劇的巨大壓力，跪下來為眾生祈禱，並不覺得褻瀆了自己的信仰。”
到達鄭州那天，天下著大雪。第二天，白修德在城裡步行。在這裡，每天的死亡人數都在150人至180人之間。
半數的村庄已經衰敗，有的完全荒棄。春耕的肥料一堆堆無人照管。村子裡能聽到一點聲音、看到一個人影都能嚇人一跳。
死尸是一路上常能見到的。白修德看到一具躺在雪地上的少女尸體，因為瘦，臉已經干癟而顯出骷髏的形狀。她注定無人收葬，直到鳥或狗把她的遺骸吃光。狗就在一旁逡巡著。它們已經恢復了狼的本性，十分狡猾。飢荒之中，隻有以死尸為食的它們膘肥體壯。
白修德說：“我沒有見到過有誰殺了別人將他吃掉，並且也從沒有嘗過人肉”，但越來越多這樣的傳聞讓人毛骨悚然。白修德相信，“有人吃人肉，這是很可能真正發生了的。”
一路上，白修德也曾碰到一些“想辦點好事的軍官”，在鄭州，一個地方官員把蓋有印章的布條發給許多家難民，如果他們能夠到達火車的起點站，他們就可以憑布條免費乘車東逃，“但是他在發放難民通行証時並沒有發給他們糧食。即使在最好的情況下，人們也是殘忍的。”
除了白修德和福爾曼，中國幾乎所有官方媒體都在報道政府如何積極救援。然而一直到1943年的春天，河南難民都沒有見到政府撥發的任何救災款或賑災糧。
在《大公報》之外，河南南陽的一家民營報紙《先鋒報》，是當時為數不多真實報道河南大飢荒的媒體之一。
宋致新的父親趙悔深(筆名李蕤)，在1943年的2月份，曾作為南陽《先鋒報》的特派員，騎著自行車在災區採訪了1個多月，在《先鋒報》上登載了十多篇無論在當時還是現在看來都十分精彩的災區報道。當年5月，這十多篇報道被集結成書，書名《豫災剪影》，在河南地區發行了2000冊。
在后來所有媒體都不敢再發聲的時候，地處偏僻的《先鋒報》仍然對河南災荒發表了70多篇社論和時評，直至大災結束。
張高峰和李蕤是當時國內僅有的兩位深入報道過河南大災荒的中國記者。相對於白修德和福爾曼的外國記者身份，他們承擔著更多的風險和壓力。
1943年3月，張高峰因“親共”罪名被捕，李蕤則孤立無援地在河南災區孤獨奔走。而這時的白修德和福爾曼，已經結束採訪，正准備踏上回程的火車。
不速之客
雖然白修德認為國民黨的救災工作處於一片“無政府狀態”，但是他和福爾曼在河南的採訪，卻因為經過了“政府批准”，又是外國記者，每到一處，都受到地方官員的款待和安排。有時候，他們也可以在政府部門了解到一些當地真實的災情。
在和地方官員打交道的過程中，白修德再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國民黨內部派系林立、各自為政的深刻矛盾。
白修德和福爾曼曾在洛陽的某軍部“小坐”，當時有幾個地方官員要求會見這兩個外國人。外面雖餓殍滿地，屋裡仍“生著炭盆，點著蠟燭。”
這些地方官員，手裡拿著一些材料，要求他們交給重慶的蔣介石。
“材料上說明他們的地區種植什麼，要交多少軍糧。他們縣裡共有十五萬人，其中十一萬人已經斷糧。他們估計，每天大約要死七百人。”
白修德的回憶錄裡詳細記錄了他和其中一名官員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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