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随后召开卫生局办公会,将这一消息毫无保留地披露,并直言她想立即在卫生局实施。
不过令钱齐妮深感意外的是,当时所有班子成员无一例外地反对,理由是“连个正式文件都没有,不合规矩。”
2月23日的通知,无疑给了钱齐妮充足的底气。在随后召开的卫生局党政联席会议上,她将财务、人事、基建项目、医政等要害权力,悉数下放到4位副职和2位调研员名下。
2月28日,分工调整情况即被送往区委办和纪委等部门。这比后来规定的4月前报送的期限,提前了整整一个月。有些部门甚至一直捱到3月31日的“大限”之期才报送。
钱齐妮眼中,“五不直接分管”并不突然。早在去年5月,在她的力主下,卫生局曾出台《南川区卫生系统党政“一把手”监督管理暂行办法(试行)》,其内容也是制衡“一把手”权力。
这位外表温婉的女“一把手”坦承,她当初只是卫生系统的一名小医生,二十多年后重回卫生局执掌“帅印”,很多人替她捏一把汗,担心她难以服众。然而她却迅速获得了上下认可。
她由此感慨,一个“一把手”的威信,不是靠权力附赠,而是凭“工作能力和人格魅力”。
地下潜行中“破茧”,
阻滞中铁腕向前
对卫生系统而言,迅速贯彻此次“新政”内容,还有着某种内驱力。
就在去年,南川疾控中心主任兼党支部书记夏某因受贿、违规发放奖金和骗取财政资金,获刑5年。这名曾经优秀的卫生干部,所犯罪行,全是在担任“一把手”之后。
钱齐妮意识到,正是过于集中又不受制约的权力,导致了令人扼腕的结果。她坚信,对“一把手”限权,实际是在保护“一把手”。
但道理归道理,“一把手”强大的权力惯性,使得这个“新政”在开始之初,实际上是在地下运行。
“其实最开始我们也没底。”南川区纪委书记周瑜泉坦言,此举确实太富冲击力,因此从政策酝酿到正式出台,一切都是在无声无息中进行。
去年10月,带着王永康“研究浙江党政正职监管做法”的批示,一个神秘考察团从南川前往浙江余姚。因王本人系浙江交流干部,两地类似的考察互访极为频繁,毫不显眼。
而余姚,正是2004年“一把手不直接分管”制度的先行者之一。此番余姚考察之行,目的正是“取经”。
一回南川,王永康即要求纪委着手制定“南川‘一把手’五项不直接管规定”。这令周瑜泉压力顿生。的确,此一时非彼一时。
2004年正值全国“扩权强县”改革高潮,浙江一举放权603项、吉林放权876项给县级政权,才诞生了浙江余姚、吉林长白试点“一把手”不直管财务。
6年过去了,当年的历史背景不复存在。如今,被称为“改革风向标”的深圳,也只规定了“一把手”四项不直接分管内容。而南川,却希望一步到位,“全面超越”。
对偏居西南一隅的南川而言,这是一场闻所未闻的激进改革。鉴于此,即便是政策起草部门的区纪委,对外也一直保持缄默。
然而,这种沉闷的政策“真空期”很快被打破。
3月5日,“新政”出台后10天,南川召开党风廉政建设暨“作风建设年”动员大会。所有乡镇和区级部门“一把手”,以及“四大家”领导悉数出席,总共400余人。会上,“一把手”“五项不直接管”制度全面曝光。同时,王永康还措辞严厉地提醒在座“一把手”,面对各种诱惑的时候,要算经济账、法纪账和良心账,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
南川“新政”铁腕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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