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輩的抗戰歲月（銘記·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

　　父親的抗戰始於1937年9月2日。此前，父親隨紅六軍團從江西永新突圍西征，經歷了難以描述的苦難，終於匯入三大主力紅軍大會師的洪流。后來，“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共產黨與國民黨實現聯合抗戰。朱德、毛澤東電令中國工農紅軍各部：“限十日內完成各項准備工作，聽候出動命令。”從這一天起，父親就做好了隨時開往抗日最前線的心理准備。

　　9月2日，八路軍第120師的將士們在陝西省富平縣庄裡鎮永安村舉行了聲勢浩大的抗日出征誓師大會。父親那年19歲，擔任第120師第359旅第717團3營特務連連長。

　　那天的陣仗史無前例。重機槍、迫擊炮等密密麻麻一字排開，萬余名將士席地而坐，整裝待發。剛剛摘下中國工農紅軍八角帽上的紅五星，戴上青天白日徽記的灰帽子，他們心裡憋氣。目睹著日軍源源不斷開進中國，中華民族正生靈涂炭，他們又義憤填膺。或許正因如此，當我父親帶領特務連戰士進入會場時，扑面而來的，是滿場的整齊肅然，還有沉重的喘息和壓抑著的怦怦心跳。

　　那天的動員讓人終生難忘。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專程從八路軍總部涇陽縣雲陽鎮策馬趕來參加誓師大會。各團授旗后，朱德、八路軍政訓處主任任弼時、第120師師長賀龍先后做了簡短的動員講話。

　　朱德開門見山回應戰士們的關切。他說：今天換下紅軍帽，你們思想不通，這個心情可以理解，黨中央和軍委是知道的，我就是受毛主席委托來做你們的工作。現在國共合作，我們工農紅軍改編成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統一服裝，戴青天白日帽。毛主席說了，紅軍改編，統一番號是可以的，但有一條絕對不能變，就是中國紅軍必須絕對處於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同志們要英勇作戰，嚴守紀律。要到敵人后方去，把人民群眾組織起來、武裝起來，開展游擊戰爭，堅持持久戰，誓把日本強盜趕出中國去！

　　任弼時再次重申了紅軍換裝的重要性。

　　賀龍鼓舞戰士們說：為了共同對付日本帝國主義，我願意帶頭穿上灰軍服，戴上白帽徽。別看我們外表是白的，可心是紅的，永遠是紅的！我們一定要聽毛主席、朱總司令的話，堅決執行黨中央的命令，堅決完成救國救民的光榮任務！

　　一輪懇切的談話結束，戰士們也不再愁容滿面、一臉沮喪。掌聲、歌聲、口號聲、軍號聲如山呼海嘯此起彼伏，千萬隻臂膀高高舉起，像豎起一座堅不可摧的銅牆鐵壁。

　　臨危受命赴湯蹈火，讓我父親激動萬分。番號變了，服裝變了，槍杆子瞄准的目標也變了，隻有一條沒變：共產黨對八路軍、新四軍的領導沒有變，跟黨走的隊伍沒有變，心沒有變。

　　次日，八路軍第120師就從富平縣庄裡鎮和覓子鎮出發，浩浩蕩蕩開往抗日前線。父親隨部隊在黃河拐彎處的風陵渡口乘木船渡過黃河，進入山西。行軍至侯馬鎮，坐火車溯汾河而上，中午抵達榆次，改步行繼續前進。就這樣連續五天五夜地強行軍，從陝南中部的富平開進到晉西北同蒲鐵路北段的大牛店火車站一帶，天黑之前進入陣地。

　　這裡是中國華北的抗日最前線。

　　不久，第717團3營奉命攻擊忻口山附近原平鎮（現山西省原平市）的日本駐軍。天黑出發，急行軍到達進攻地點，深夜11時戰斗開始。經3小時激戰后，燒毀日軍一個大型彈藥庫及3個存糧處，繳獲輕機槍3挺、山炮2門、步槍50余支，俘獲日軍5名。父親在率領特務連夜襲原平鎮的戰斗中，打響了射向日本鬼子的第一槍。

　　一支裝備極為簡陋的八路軍營級單位，竟然大勝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日軍。小時候，我們經常問父親，八路軍用什麼辦法打鬼子？

　　父親說：八路軍一個班圍著一個“老鬼子”拼刺刀！

　　父親把抗戰初期的日軍稱為“老鬼子”，把后期的稱為“小鬼子”。他說“老鬼子”不好打，“小鬼子”怕死，比“老鬼子”好打。

　　父親的語氣平靜舒緩，卻讓我們一想起就蕩氣回腸！

　　八路軍真就不是一般人。3營的八路軍戰士憑借敢於貼身肉搏的勇氣，憑借在戰術上積極創造和不斷放大的局部優勢，在大大小小幾十次對日作戰中總能有所斬獲，終於積小勝為大勝。

　　1939年初夏，日軍第109師團和獨立混成第3旅團各一部約5000余人，分多路進攻晉西北五台山地區，企圖合圍八路軍晉西北軍區和第359旅。5月9日，晉察冀軍區先以一部兵力鉗制日軍，第359旅則隱蔽待機。日軍約800余人扑空后，在回撤路上被第359旅包圍。一番激戰后，日軍余部趁夜暗突圍。逃至“上下細腰澗”一帶時，又遭遇第359旅第717、718團的南北夾擊。戰至15日拂曉，進犯日軍大部被殲，從而粉碎了其合圍八路軍的企圖。

　　戰后清點，共殲滅日軍1000余人，俘虜11人，繳獲山炮和92步兵炮5門、輕重機槍22挺、擲彈筒3個、步槍800多支，戰馬200余匹以及部分通訊器材和大批炮彈。“上下細腰澗”惡戰被記入軍史、抗戰史。更有開國上將王震（時任第359旅旅長）、開國中將劉轉連（時任第717團團長）以及原廣州軍區政治部組織部長張東辰（時任第717團3營9連通訊員）和我父親等多名親歷者的回憶為証。據稱，王震看見戰士們將繳獲的火炮綁上騾架時，興奮地說：“狗日的給咱359旅裝備了第一個炮兵營！”

　　在數十次對日作戰中，父親繳獲的戰利品漸多，其中有四頂日本軍呢帽一直留存到新中國成立之后。帽子上縫制著厚實的呢子面，白色襯裡標注著軍階（一個大佐、一個中佐、兩個少佐），只是那些四個字一組的日本名字著實讓小時候的我們難以記住。之后的歲月裡，因家事顛沛，四頂軍呢帽中的三頂先后遺失。1999年，父親將剩下的那頂軍呢帽，還有彈夾、彈殼和一塊軍用降落傘殘片等，一同捐贈給了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

　　1944年6月9日，盟軍在法國諾曼底登陸、開辟歐洲第二戰場的第三天，中外記者參觀團一行21人抵達延安訪問。其成員分別來自赫赫有名的美聯社、合眾社、路透社、塔斯社，以及《基督教科學箴言報》《紐約時報》等報刊，隨行的還有國統區記者及國民黨官員。6月22日，葉劍英在王家坪禮堂向他們做了長篇報告。該報告后以《中共抗戰一般情況的介紹》為題，收入《葉劍英選集》。

　　在早已泛黃的《葉劍英選集》第七十四頁至九十九頁裡，記載著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統計，並附有各種圖表。這是一篇被當時中外媒體譽為“毫不強加於人”的一流報告，是一段全面介紹中共抗戰情形的慷慨陳詞，更是一部磊落大氣、不卑不亢的白皮書，讀來印象深如刀刻。

　　比如：截至1944年，八路軍、新四軍有474476人，進行大小戰斗91594次，斃傷日偽軍832815名，俘獲日偽軍183135名，日偽軍投誠反正者73822名。繳獲長短槍222995支，輕重機槍3500挺，各種炮589門。八路軍、新四軍傷亡402567名，其中陣亡團級以上干部555名。敵我傷亡比例為2.1:1。

　　比如：八路軍、新四軍俘獲日本軍人超過3522名（包括天皇表弟赤本大佐）。被俘日軍大部分被送回日軍，起瓦解作用﹔另有42人由延安送去西安，交由國民政府抗日最高統帥部處置﹔28人送往八路軍根據地大后方（不含新四軍送往大后方的人數）。

　　這篇珍貴的資料使我恍然大悟。原來八路軍俘獲過如此之多的日軍，而日軍也絕非某些影視劇描寫的那樣寧“玉碎”而不降。在浩如煙海的親歷者回憶中，在文史哲經研究成果裡，有無可辯駁的史實和數字記載。共產黨領導抗日，為中華民族贏得尊嚴，自當揚烈流芳。為什麼今天卻有那麼一些人，褻瀆烈士，惡搞歷史，而對這些實打實的數據資料視而不見？為什麼有人不願面對真相，而寧願聽信謠言？這究竟是冷血的底色，是思維的荒謬，還是精神的墮落？

　　2015年6月，我們一行去南京參觀日軍大屠殺紀念館，順訪了民國史專家、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副館長馬振犢。他告訴我們，“七七事變”后，中國曾出現大量漢奸和偽軍，最高峰時人數達220萬！他們配合日軍“掃蕩”，守備據點，“清鄉”、補缺。由於國民黨極少打擊偽軍，所以，抗擊偽軍的任務幾乎全都壓在共產黨身上。

　　這又一次讓我浮想聯翩。

　　1942年，抗戰最為艱難的年份之一。父親隨部隊到達山東沂蒙地區。這裡是八路軍魯中軍區所在地。周邊的漢奸多如牛毛，偽軍氣焰囂張，他們狼狽為奸、橫行鄉裡。為了給老百姓出氣，八路軍同他們正面交鋒數十次，仗仗都打得十分激烈。1944年冬，我父親擔任魯中軍區第4軍分區第12團參謀長。在一次激戰中，營裡的戰士們浴血沖鋒，很快突破了偽軍的正面防御。正待向縱深發展時，營長卻不幸中彈犧牲。由於偽軍的狂傲與頑固死守，沖入突破口的八路軍被反擊出來，一排排倒下，后續部隊失去指揮未能跟進，眼看攻勢漸頹。緊要關頭，我父親不顧一切沖上前去，一把抓住營部司號員手裡的軍號，吹起令人心雄膽壯的連續沖鋒號。他一邊沖鋒一邊射擊，很快將戰士們重新組織起來，從原突破口一鼓作氣又打了進去，終於殲滅了這股凶殘的偽軍。

　　我敬畏歷史的巍峨，因為它常以驚人的相似來叩問今天。在國難當頭的關鍵時刻，凡夫可以成為英雄，高官或許會背棄祖國。不信且看二戰時期德軍入侵下的法國，其政壇、民間急遽發生的兩極分化，留給我們多少啟示！

　　戰與降，人生抉擇的岔路口，國運興衰的分水嶺。倘若明天硝煙重起，中華民族會不會在恥辱柱上再次刻上漢奸的名字、偽軍的番號？

　　……

　　2015年7月，北京，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那頂日本軍呢帽與數千件實物展品一起，向人們訴說著那段悲壯而高亢的歷史。

　　我在展櫃的銘文前默然良久。我在想，這頂軍呢帽的主人是否已知罪、認罪、謝罪？他的后代是否重建了智者的清醒，成為堅持和平的力量？抑或跟著日本國內那不甘心的一小撮，還在繼續著不自量力的鼓噪？

　　以物為証，以史為鑒。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清平世界，似乎還未到來，關鍵時刻總會有人昏頭，歷朝歷代概莫能外。然而，歷史的車輪卻不會因此而倒轉。

　　讓我們且聽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