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証言

　　我叫繪鳩毅，原名石渡毅，1913年生。1942年入伍，曾任日軍第五十九師團第五十四旅團第一百一十一大隊機關槍中隊下士官、軍曹。1945年8月向蘇軍繳械投降后，我被送往蘇聯遠東地區，1950年由蘇聯政府移交中國，關押在撫順戰犯管理所，1956年被寬釋回國。我曾任中歸聯常任委員、常任委員長。在“撫順奇跡繼承會”神奈川支部的支持下，我先后出版了3本冊子，即《皇軍士兵的4年》《西伯利亞扣留的5年》《撫順戰犯管理所的6年》。

　　評價我這101年的人生，可能很困難。1934年，我進入東京大學文學部倫理學科學習，1938年畢業后，先后在文部省、山梨縣女子師范學校、長野縣上田高等女校等地工作。1941年7月，我被征召入伍。在經過佐倉聯隊的新兵訓練后被送往中國山東，開始參加侵略戰爭。

　　我記得在山東索格庄的那場殺戮。1945年6月12日，在大隊長的命令下，我作為新兵教育訓練助教，指著150米遠處被綁在柱子上的4名中國普通民眾，對新兵們說，“前面的都是敵人。務必將其殺死！”這樣反復交替8次，共殺死30多名中國普通民眾。其中有一名十五六歲的少年曾抱著我的腿哭著說：“我媽媽還等著我呢，讓我回家吧。”他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日本士兵的良心發現上，拼死呼喊。我也想起了我的母親，她也在家裡盼我回去。少年的喊叫刺痛了我的心，可我還是執行命令，無視他的呼喊。

　　1943年4月的肅清討伐中，我也曾參與大隊直屬部隊，在距離城門20米的位置向外逃的中國軍隊射擊，當時可能殺死了兩三名中國士兵。

　　當時我沒覺得內心受到了譴責，這件事也幾乎被我忘記。后來在撫順戰犯管理所開展認罪運動時，我才開始反省。

　　在戰犯管理所時，每個房間都有《人民日報》。我的房間裡有一個曾在偽滿洲國當警察的人，他把《人民日報》翻譯給我聽。閱讀《人民日報》對我的思想轉變影響很大。通過閱讀《人民日報》，我知道時代已經發生了改變，它讓我走上學習之路，是我的恩人。

　　在進入戰犯管理所之后的第四個年頭，我終於認識到，那場戰爭是無視國際法的徹頭徹尾的侵略戰爭。

　　1953年，當全所都開始認罪運動時，第五十九師團的一名下士官對自己的前途感到非常悲觀與絕望，就跳到室外的大便池中想要自殺。一旁的郭守昌看守馬上跳入糞池，把他撈上來，不顧他滿嘴沾滿大便，對他進行人工呼吸。我看到這些，感受到一種前所未有的強烈震動，繼而是感動。撫順戰犯管理所的生活讓我們對曾經蔑視的中國人民充滿敬佩，開始從“皇軍”“大和民族”等空虛的優越感中覺醒，開始反省自己犯下的罪過並向中國人民認罪道歉。

　　認罪並不僅僅是坦白自己的罪行，也是不再發動侵略戰爭的誓言。不斷去實踐這一誓言，是中歸聯會員一生的課題。

　　2014年7月，安倍內閣通過解禁集體自衛權的內閣決議，這是對日本憲法進行蹂躪的暴舉，絕對不能容許。日本憲法為日本戰后新生提供了指南，也是阻止自民黨戰爭政策的防波堤。非常遺憾，安倍內閣卻想無視這一歷史事實。日本憲法是在反省對中國等國造成巨大物質、精神損害，自己國土也被燒焦的基礎上制定的，向全世界宣告日本由天皇制軍國主義國家向近代民主主義和平國家轉變。解禁集體自衛權這一倒行逆施的行為，是歷史性、國際性的犯罪行為。能拯救日本所面臨危機的隻有國民運動。在不少國民被自民黨麻醉的情況下，通過國民運動，讓更多國民自覺認識，這是非常重要的。

　　日中友好是世界和平的基礎，我衷心希望兩國能夠永遠和平友好下去。當前兩國關系出現一些不和諧的聲音，責任在日本方面。時至今日，日本政府都沒有對過去的侵略戰爭進行反省和謝罪。希望日本國民早日從自民黨的麻醉中解脫出來，去完成尚未解決的戰爭責任。

　　（本報記者 劉軍國採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