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日本戰犯“由鬼到人”（銘記歷史　警示未來）——聽高橋哲郎講述撫順戰犯管理所的故事

　　1984年，中歸聯會員為反對日本歪曲歷史事實的教科書舉行抗議游行。

　　高橋哲郎向記者展示珍藏的雜志《人道與寬恕》。

　　本報記者　劉軍國攝

　　上世紀50年代，日本戰犯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內的圖書室閱讀。

　　2010年6月20日，前日本戰犯坂倉清、高橋哲郎及日方代表在撫順戰犯管理所謝罪碑前表達對當年侵略行為的悔恨。

　　1950年至1964年，在中國撫順戰犯管理所裡，982名日本戰犯接受改造，中國創造了使這些日本戰犯“由鬼到人”的世界奇跡。他們中的一些人回到日本后，感念於中國政府和百姓的善良與寬大，對過去的侵略戰爭進行反省，發誓將后半生獻給反戰和平與日中友好。

　　“為檢驗訓練成果，新兵要被組織到中國農村進行‘討伐行動’，屠殺無辜民眾是日本新兵訓練的必備科目”

　　高橋哲郎，侵華日軍老兵，1921年出生於日本宮崎縣。從大阪外國語學校中文專業畢業后，高橋進入一家貿易公司，並於1941年被公司派往中國山東濟南。時值日本侵華戰爭期間，在中國人民的英勇抵抗下，侵華日軍死傷不斷，需要補充兵源。日本當時實行“征兵制”，年滿20歲的男子必須接受征兵檢查，隻要合格就必須當兵。就這樣，1944年2月，高橋在濟南直接成為日本陸軍第五十九師團的一名新兵。

　　按照規定，新兵必須接受6個月的訓練與教育。高橋告訴本報記者，新兵訓練非常殘酷，可謂是“非人一般”。每天早上6時起床，吃飯前先做體操。吃飯、收拾行李等速度稍慢，就會遭到懲罰。此外，新兵還要接受“軍國主義”洗腦教育：每天睡覺之前，要集中在一起，學習並熟記充滿濃厚軍國主義思想色彩的“軍人敕諭”等內容。而為檢驗訓練成果，新兵要被組織到中國農村進行“討伐行動”，殺害手無寸鐵的中國民眾。這幾乎是每個士兵的必經階段。高橋說，因為自己身體虛弱，在新兵訓練剛開始的一個月之內，他就轉到為體弱者而設的“特別訓練隊”，僅僅因為這個原因，他才躲過了新兵訓練的必備科目“屠殺中國無辜民眾”。

　　1944年底，侵華日軍開始節節敗退，此前一直推行的“佔領之后便殺光、燒光”的戰略也難以為繼。為此，侵華日軍轉變方針，新兵訓練結束后，高橋被安排至報道班，發揮其懂中文的特長，開展“安撫”工作。當時戲劇在中國農村非常受歡迎，高橋把俘虜中會唱戲的中國人集中起來編成一個約50人的京劇團，通過他們的演出緩解中國老百姓對侵華日軍的警戒心，以此騙取他們的配合。

　　1945年7月，第五十九師團被派往朝鮮。8月15日，高橋在朝鮮的一座山上聽到日本天皇宣布投降的消息。當時他的第一反應是“非常高興”——戰爭終於結束了，可以回日本與家人團聚了。

　　高橋所在的部隊當年9月投降。高橋先是被送到西伯利亞過了5年戰俘生活，1950年7月，依據《波茨坦公告》、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遠東軍事法庭有關處理二戰戰爭罪犯的規定和中蘇有關協定的條款，中國撫順戰犯管理所開始接收由蘇聯政府移交的日本戰犯，高橋就在其中。

　　“處決戰犯非常容易，但改變戰犯的思想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中國做到了。中國對戰犯的改造創造了一個絕無僅有的世界奇跡”

　　回憶起那段經歷，高橋十分感慨：“在撫順戰犯管理所，我們才得以過上人一樣的生活”，“不可思議的是，這樣的生活是我們曾經傷害的中國人民給予的”。他說：“我們住進了溫暖的房子，每天可以吃飽肚子，不用參加強制勞動，生病了有醫生，還可以理發。尤其令人感動的是，當時新中國剛成立不久，非常貧窮，管理我們的工作人員吃高粱飯，我們這些戰犯卻吃大米飯。”

　　盡管如此，戰犯中不少人因為自知罪惡滔天，擔心馬上會被判死刑，中國政府對他們越好，他們反而認為中國沒安好心，不僅不配合改造工作，反而給戰犯管理所的工作人員出難題。高橋說，可是，中國的工作人員對我們誠意以待，面對我們提出的任何困難與問題，都會及時給出具體可行的解決方案。

　　中國政府還通過細致耐心的教育，逐漸改變這些戰犯的思想，使他們坦誠面對過去的罪行。很多戰犯在管理所通過互幫互學，閱讀了大量的進步書籍，例如列寧論帝國主義的著作、毛澤東關於日中兩國戰爭本質的論述等書籍。他們一邊進行理論學習，一邊結合自身的社會經歷，對日本的勞動狀況、軍隊生活的矛盾等問題進行討論，加深認識。雖然每個人的情況不大一樣，然而4年左右的時間裡，不少人的人生觀、世界觀、歷史觀、社會觀等都慢慢改變。很多戰犯克服了“可能被判死刑”的恐懼以及“不說也可能不會被暴露”的僥幸心理，開始積極坦誠地供認戰爭中所犯下的罪行。最終，45名前高級軍官戰犯在供述書中對自己所犯下的罪行進行詳細敘述，其他戰犯則通過手記非常詳細地記述了日軍在中國的眾多罪行。不少戰犯回到日本后還將自己的手記出版。例如有一本叫《三光》的書，就是對他們所親身經歷的日軍在華罪行的忠實記載。這些是誰都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

　　“如果沒有工作人員的真誠對待，我們就不會信賴他們，更不會有我們的自我反省。”高橋一再強調，中國既沒有強迫他們供認，又沒有進行誘導詢問。在此期間，工作人員經常對他們說，隻有認真認罪並進行反省，才能獲得中國人民的寬大處理，但同時還強調，“一定要基於歷史事實進行坦白，既不要過大，也不要過小”。雖然對戰爭期間日軍所犯罪行收集物証非常困難，但中方沒有僅憑口証就定罪，還是花費了好幾年的時間去收集被害者的証言、照片等証據。

　　在不斷地學習中，高橋逐漸認識到自己作為侵華日軍的一員，穿著軍靴、拿著槍，“在中國的領土上為侵華日軍服役”這一事實無法抹煞，所參加的戰爭是侵略戰爭的罪惡本質無法改變，因此必須向中國人民坦誠道歉。

　　他告訴記者，處決戰犯非常容易，但改變戰犯的思想卻是一件非常困難的事情，中國做到了。中國對戰犯的改造創造了一個絕無僅有的世界奇跡！

　　“中國人民心胸寬大，善待、改造戰犯，把我們由鬼變為人。這也正是我們在戰后幾十年不顧日本國內的巨大壓力、向日本民眾宣傳當年日本侵華罪行的一個原因”

　　1957年2月，這些“對過去的侵略戰爭進行反省，發誓將后半生獻給反戰和平與日中友好的前戰犯”，在日本成立了“中國歸還者聯絡會”（簡稱中歸聯），同年9月召開第一次全國大會確認了該組織的兩大方針：促進會員生活穩定與改善，反對日本軍國主義、促進日中友好。

　　“基於認罪思想進行加害証言”是中歸聯成員的活動指針。1988年，高橋當選中歸聯事務局長，通過募捐在撫順戰犯管理所建立“謝罪碑”，不斷促進日中兩國交流。與此同時，高橋與其他成員一起在日本各地演講，揭露731部隊罪行、無人區作戰、強征慰安婦、南京大屠殺等日軍曾犯下的滔天罪行。高橋認為，這是歷史賦予自己的責任。上世紀90年代，針對日本國內出現的將侵華戰爭說成是“正義之戰”的逆流，高橋等推出《季刊中歸聯》，用事實去回擊這些聲音。

　　到了2000年，中歸聯會員數急劇減少，僅剩的會員大多數已年逾80，難以再組織全國性活動，解散中歸聯、成立繼承團體成為現實問題。2002年春，“撫順奇跡繼承會”正式成立，並迅速發展為日本的全國性組織，繼續推動日中友好。

　　如今93歲的高橋默默關注並支持著年輕人的活動。他說，中國有個詞叫“世世代代”，看到“撫順奇跡繼承會”的負責人各司其職，和平友好活動正在世世代代開展下去，他感到欣慰。

　　高橋說，中國人民心胸寬大，善待、改造戰犯，把我們由鬼變為人。這也正是我們在戰后幾十年不顧日本國內的巨大壓力、向日本民眾宣傳當年日本侵華罪行的一個原因。

　　高橋對日本政府的歷史觀憂心忡忡。他說，當前日中關系的障礙都源自歷史認識問題，即日本政府不正視侵略戰爭的事實。他返回日本后，一直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向日本民眾介紹那場戰爭給中國帶來的傷害。非常遺憾的是，這沒有成為日本輿論的主流。更令人痛心的是，現在日本人在提及那場戰爭時，大都認為自己是受害者，各大媒體的論調也都站在這一邊。如果誰要說日本侵略過中國，殺害了無數中國無辜百姓，就會被扣上“自虐史觀”的帽子，說那是“日本人玷污日本人”的行為。這樣的做法非常可悲，也非常可怕。

　　“我有一個夢想，就是希望日本政府能夠正視過去的侵略與殖民統治歷史，實現與中國、韓國等國家的和解。日本與中國是一衣帶水的鄰國，如果不構建友好關系的話，彼此都難以承受。尤其對於日本來說，從經濟、文化，甚至地緣政治學上來看，如果不正視歷史，不謀求與中國等亞洲鄰國搞好關系，日本將沒有生存的空間。”高橋說。

　　本版圖片除署名外，均來自人民視覺

　　版式設計：蔡華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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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50年7月，依據《波茨坦公告》、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遠東軍事法庭有關處理二戰戰犯的規定和中蘇有關協定的條款，中國撫順戰犯管理所開始接收由蘇聯政府移交的日本戰犯共計982人。

　　撫順戰犯管理所全體工作人員認真貫徹執行中國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為改造戰犯所確定的一系列政策，給予戰犯人道主義待遇，終於使昔日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戰犯在我國特別軍事法庭的正義審判面前低頭認罪。

　　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該所關押的日本戰犯分期分批被全部釋放回國。

　　（車斌）

　　懺悔，直至生命盡頭（記者手記）

　　對高橋哲郎的第一次採訪是在2014年8月19日。那天，他借給記者一包資料，其中包括一本外文出版社1957年7月出版的雜志《人道與寬恕》，還有《侵華戰爭罪犯名冊》《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起訴免除的決定書》等。高橋說，這是非常珍貴的資料，並特意讓記者寫了一張借條。臨別之際，還再次提醒記者一定要歸還。10月28日，記者當面將資料交還給老人。

　　高橋回日本后，先后在東京、大阪、札幌等地居住，搬了十幾次家，絕大多數物品都已換掉，但這些資料卻一直視若珍寶地保存著，為什麼？

　　93歲的高橋耳聰目明，頭腦清晰、思維敏捷。其實，年輕時他身體狀況並不好，新兵訓練隻能去“特別訓練隊”，在西伯利亞的5年戰俘生活讓他差點死去。撫順戰犯管理所的飲食與醫療條件，還有規律生活，讓他擁有了第二次生命。然而高橋說，這包資料珍貴之處並不是因為它們記載了他個人的生活經歷，而是因為它們是撫順戰犯管理所那段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歷史的証據，對日中關系非常重要。這包資料是中國人民反對戰爭、愛好和平的象征，是向全世界呼吁正確理解中國共產黨以及中國人民偉大之處的重要資料。

　　高橋說，隨著當年參加過侵華戰爭的人相繼離世，能夠向世人說明日本曾向中國發動侵略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深重災難的人也越來越少。現在在日本，當年的戰犯所剩不足十人。採訪中，他從西裝口袋裡拿出一個寫有戰犯聯系方式的筆記本。記者注意到，這些名字與聯系方式是用鉛筆寫的。高橋說，每當有人去世，他就會把相關的聯系方式用橡皮擦掉。想必他這樣做時，內心一定非常復雜。他還建議記者抓緊時間去採訪那些還健在的歷史見証人，因為他們年事已高，何時去世誰都說不准。

　　2014年11月15日，記者前往神奈川縣的一所養老設施，採訪了當時101歲的曾經的戰犯繪鳩毅。2015年1月3日，繪鳩毅離世。現在的這篇“自白”，就是繪鳩毅最后的歷史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