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裡，他們找到新的信仰——1938年一位歐洲記者的延安之旅

　　圖①為博斯哈德拍攝的毛澤東走出窯洞的畫面。圖②為學員們在唱歌。圖③為博斯哈德拿到的前往漢口的執照和德文採訪手稿。圖④為延安的街景。

　　制圖：蔡華偉

　　時隔七十余載，一部片長21分49秒、名為《延安之旅》的黑白無聲紀錄片，經過國內檔案工作者多方努力，回到了自己的誕生地，向人們展示了1938年的延安風貌。片中毛澤東走出窯洞的影像、抗日軍政大學女生合唱的場面則是目前所知最早期的視頻資料之一，極為珍貴。

　　拍攝該片的是瑞士記者沃爾特·博斯哈德，1938年，這位歐洲記者首次來到延安，通過採訪后他得出結論：延安，這座相對封閉和偏遠的小城，正是中國抗戰的希望和進步青年人向往的聖地。

　　（一）

　　冰雪消融的崎嶇山路上，滿載貨物的軍用卡車在泥濘中顛簸。一不小心，汽輪便陷入泥濘，動彈不得，車上的人不得不下車，找來人力畜力幫助拉動汽車。汽車發動之后，車后的人趕忙拿起木槌敲打車輪，防止輪上粘著的泥土阻礙前行，並在輪胎后邊放置木塊，防止車輪倒溜。車隊幾乎是一寸一寸地向前挪動。

　　在上海市檔案館常設展陳中，大屏幕不斷地播放著這些場景，它們來自一段黑白無聲紀錄片：一位歐洲記者首次延安之行拍攝的《延安之旅》。

　　1938年初，博斯哈德來到武漢，在史沫特萊的幫助下，見到周恩來，明確表達希望到延安採訪的意願。周恩來把此任務交給了西安八路軍辦事處主任林伯渠。在林伯渠的安排下，博斯哈德與美國《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記者阿·斯蒂爾一起，隨八路軍運輸物資的車隊前往延安，沿途經過三原、宜君、洛川、鄜縣、甘泉等集鎮，車隊整整走了六天。

　　與眾所周知的斯諾等美國記者相比，博斯哈德的名氣並不大。不過，他不僅是一位優秀的文字記者，更是一位經驗豐富的攝影師，這給當時的新聞報道吹來了一陣新風。

　　后來，博斯哈德還在瑞士《新蘇黎世報》，以圖文並茂的方式，報道了中國紅色根據地和毛澤東的情況，包括日本侵華戰爭的近況，並探究日軍侵華戰爭的本質、發展演變的趨勢。他用西方人聽得懂的語言描述延安是“下一代人心目中的麥加聖城”。

　　憑借這些精彩的報道，博斯哈德贏得全球矚目。在中國的採訪報道結束后，他前往中東繼續記者生涯。1953年，博斯哈德在韓國發生了一次意外，不得不接受復雜的髖部骨折手術，從而結束了記者生涯。1975年11月18日，剛剛過完83歲生日不久，博斯哈德在西班牙的托雷莫裡諾斯逝世。他的侄子將其留存下來的珍貴檔案，捐獻給了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檔案館。

　　2011年4月，國際檔案理事會城市和地區檔案館處執委會會議暨“綠色檔案建筑”國際研討會在上海召開。參會的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檔案館副館長丹尼爾，特地找到上海市檔案局（館）長朱紀華，贈送了這段視頻。

　　然而，由於年代久遠，片中涉及的人物眾多，許多時間、地點、人物等細節無從知曉。為了發掘、搶救其中蘊含的珍貴檔案信息，2013年12月，上海市檔案局（館）調集研究力量對紀錄片中的人物和場景進行考証。

　　經張穎、王丹一、於藍、孟於、李源等親歷延安歲月的九旬老人傾情回憶，在章百家、滕久明、石曉華、胡木英、李再延、金戈、袁冬林、馮延曦、孫曉林、李海文、張華川、王曉建、牛興華等延安兒女及專家學者的熱心幫助下，結合此前收集到的博斯哈德延安之行手稿照片等相關檔案，視頻中的諸多細節得到核實。

　　（二）

　　訪問延安期間，給博斯哈德印象最深的是拜會毛澤東。在《延安之旅》中，毛澤東身材修長，面目清癯。博斯哈德前去拜訪時，他從窯洞出來迎接。當時，他住在鳳凰山麓吳家窯大院裡，正在撰寫《論持久戰》，因為長期在夜間工作的關系，看上去有些疲倦和困意，不過他目光炯炯，神情堅定，讓人印象深刻。

　　毛澤東的工作條件十分簡陋：一張方桌，一把椅子，一支毛筆，桌子后面是一張睡炕。此外，屋內就是一個中式櫥櫃和三把不穩當的椅子。桌子上到處堆著書籍、文件、報紙、信件、圖紙，還有一隻煙斗。窯洞白牆上，張貼著一張巨大的陝西地圖和幾張反對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亞的蘇聯宣傳畫。

　　博斯哈德和毛澤東的交談，一開始便圍繞抗戰形勢和趨勢展開。毛澤東首先談到日本。在他看來，日本有三大弱點：兵力不足、軍士殘暴、指揮笨拙。正是這三點使他堅信中國終將勝利：“日本人始終以為能用錢收買國人，而中國民眾對於外國侵略者也隻會像以前一樣袖手旁觀。但現在農民站在我們一邊，而且戰爭拖得越長，他們就組織得越好。我們的對手高估了手中的重型現代武器，在游擊戰中這些沒有絲毫用處。”

　　博斯哈德關心地詢問關於國共合作的前景，毛澤東認為最重要的是中國人要團結一致，做不到這一點，中國就沒有未來。

　　對毛澤東的訪談持續了近三個小時。博斯哈德記憶裡的毛澤東，說話簡扼有力，看問題深刻透徹，不拿腔拿調，不拖泥帶水。“他說話時頭上烏黑的長發常要飄落在高高的額頭前，隨后他就伸出優雅的手慢慢地將頭發捋回去。最蹩腳的香煙也能讓他陶醉不已，抽起來沒個停，聞上去卻是一股混合著馬糞和酸菜的味道。”談話中，毛澤東還往博斯哈德的茶杯裡倒滿了“白干”，“味道和他的香煙一樣糟糕”。

　　事實上，博斯哈德此行，不僅見証了中國共產黨在艱難困苦中的砥礪圖強，更見証了中國共產黨抗戰戰略思想的形成。

　　（三）

　　“延安離我們還有半天的路程。土地愈來愈貧瘠了，地裡的庄稼長得稀疏，而且參差不齊。星星點點的羊群在河邊吃草，我們愈是接近‘紅色首都’，背著行裝、徒步而來的青年人也愈來愈多，他們希望能夠在八路軍這裡找到自己的天堂。”

　　行程中，博斯哈德發現越是接近延安，越能看到徒步奔赴延安的青年學生。每當車隊經過他們身旁，彼此都會招手致意。此情此景，讓博斯哈德感觸良深。他用詩樣的言語來形容他的行程，還用攝像機急切地將這些情景攝入鏡頭。

　　在延安，博斯哈德拍攝了抗日軍政大學、陝北公學和魯迅藝術學院學員們的學習生活。他們在延河邊洗漱，在院子裡集體用餐，晨光中上早操，晚霞裡游戲、散步、唱歌、打球……豐富多彩的生活，深深地吸引著這位歐洲訪客。

　　“我們萬眾一心，冒著敵人的炮火，前進，前進，前進進……”在魯藝，博斯哈德拍攝了學員們在音樂家鄭律成指揮之下，合唱《義勇軍進行曲》的情景。這段畫面他拍得非常用心用情，推、拉、搖等拍攝技巧輪番運用，其中幾位女學員的特寫拍得尤其豐盈細致。

　　氣勢磅礡、英武悲壯的《義勇軍進行曲》喚起了人們內心深處的精神力量，個人命運與時代驚濤融為一體﹔它更像是民族的怒吼，深刻地反映了民族精神的偉岸、堅忍、不屈。

　　對於延安，博斯哈德寫道：“這座城市非常清潔，令人有清心悅目之感。在街道上你看不到長滿疥瘡的野狗，遇不到衣衫襤褸的乞丐和綁著繃帶的傷兵，這與中國的其他地方迥然不同。下水道每天有人清掃，戰士們（其人數大概超過居民人數）的軍服雖然補綴多處，但是非常干淨。我曾在中國人的旅館住過幾次，在延安我第一次得到了清潔的面盆和潔白的毛巾。”

　　在延安街頭，隨處可見反映敵后抗日根據地軍民生活與戰斗的作品。黑白版畫、抗戰詩歌、宣傳標語……無不顯示著中國人的不屈精神，這些在博斯哈德的鏡頭中都有記錄。

　　前不久，當上海市檔案館工作人員找到章文晉夫人張穎，請她觀看這段視頻時，她一眼就認出博斯哈德拍攝的多個特寫中的自己。92歲的老人激動不已：1937年前往延安時，她只是一個15歲的小姑娘，魯迅藝術學院戲劇系第一屆學員。

　　談起延安的生活條件，她說：吃飯總是吃小米飯，菜隻有一樣，蘿卜湯，有點鹽，沒有油。睡在窯洞內，空氣光線皆不足，而且潮濕，又是人與人擠攏一起，鋪位都無法分清。因為擔水上山來之不易，天冷水都凍住，如果靠柴火來燒，消耗太貴，所以沒有洗臉水。天熱些，有了水后，也往往是一個人洗過，第二個人、第三個人接著用。

　　在採訪記錄中，博斯哈德如此評價道：我覺得這一代人在戰火中背井離鄉，能在延安找到新的信仰歸宿。

　　歷史已經証明，博斯哈德的預見是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