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與中國人民一起抗戰（下）（銘記歷史 警示未來）

　　1938年，史沫特萊（中）在武漢與周恩來（左二）、艾黎（左一）及卡爾遜（右二）等人合影。

　　資料圖片

　　馬海德夫婦在他們的窯洞前與蘇聯醫生阿洛夫（左一）合影。

　　蘇 菲供圖

　　海倫·斯諾和埃德加·斯諾合影。

　　資料圖片

　　艾黎（左一）在延安的工合辦事處窯洞前與工作人員合影。

　　呂宛如供圖

　　史沫特萊 滿懷深情寫抗戰

　　本報駐美國記者 張朋輝

　　美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斯蒂芬·麥金農是中國近現代史專家，同時也是研究艾格尼絲·史沫特萊的專家，曾與妻子一同撰寫了史沫特萊傳記。他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說：“史沫特萊是著名的左翼記者和作家，一直同情中國人民在近代歷史上的遭遇，全力支持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隨同中國軍隊進行報道時，她努力沖在最前線，始終與中國軍民站在一起。史沫特萊對日本軍國主義侵略者深惡痛絕，深深了解中國人民的犧牲和貢獻，也與中國結下了不解之緣。”

　　史沫特萊不僅是記者和作家，更是中國人民的朋友和戰友。在中國抗戰最艱苦階段，她同八路軍共同生活，從上海到延安，從延安到西安，從西安到前線。她還在皖南同新四軍共同生活一年，同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李先念等中國共產黨領導人結下深厚友誼，而她身邊的警衛員等“小鬼”也成為其著作中的人物。

　　“離開你們，就是要我去死，或者等於去死。”這是史沫特萊對八路軍懷有的深沉感情。12年間，她與中國抗戰結下不解之緣，對中國的報道是她一生最重要的作品，《中國紅軍在前進》《中國在反擊》《中國的戰歌》等專著，以及為德國《法蘭克福報》、美國《時代》雜志、英國《曼徹斯特衛報》等撰寫的大量報道，都客觀真實地向世界介紹了中國軍隊尤其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八路軍和新四軍浴血抵抗日本侵略的英勇事跡。

　　史沫特萊熱情贊頌中國全民族抗戰，謳歌中國各階層的救國熱情：“不論信仰和觀點，中國人民都走上抵抗日本侵略者前線”。通過她的記述，世界進一步了解中國軍隊的英勇事跡，也進一步了解中國共產黨在極端艱苦的條件下進行的艱苦卓絕的抗戰。

　　史沫特萊這樣描述八路軍的艱苦生活：“日本人有卡車、飛機和其他高效能的運輸工具，而我們隻有毛驢、馬匹、幾頭騾子和勞力”“在我們通過的這個地區，甚至連質量粗劣的紙張都買不到。沒有鐵釘、沒有食油和豬油，沒有鹽巴，也沒有柴燒……有時候我們根本沒有菜吃”。

　　史沫特萊充分認識到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的中流砥柱作用。她覺得與八路軍在一起的“這些日子是我一生最幸福、最有意義的日子，我寧願過這種每天淡飯一碗的艱苦生活，而不稀罕那個‘文明’所能給予我的一切”。在《中國在反擊》一書的扉頁上，史沫特萊這樣寫道：“獻給我親愛的兄弟和同志們——八路軍（紅軍）英勇犧牲的先烈和不屈不撓的戰士們”。

　　史沫特萊已將自己與中國軍民的命運融為一體，成為抗戰的一分子，延安、漢口、五台山都留下了她倔強的身影。在戰場同八路軍共同戰斗，貼近前線，史沫特萊用記者的筆，記下了日本侵略軍屠殺平民的暴行。

　　因為根據地缺少藥品，史沫特萊在國際上積極奔走，爭取到美國和英國紅十字會的援助，為根據地送來不少重要的藥品。她還利用自己的身份，廣泛介紹國際醫生來支援中國革命，著名加拿大醫生白求恩與布朗、印度醫生柯棣華等受到她的影響紛紛來中國參與援助。

　　麥金農告訴記者，冷戰結束后，史沫特萊在美國因“同情共產主義”被認為是蘇聯間諜，受到迫害。1950年，史沫特萊貧病交加在倫敦去世，而那時她正在輾轉趕往新中國的路上。次年，這一願望終於實現，其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朱德親自題寫碑文：“中國人民之友美國革命作家史沫特萊女士之墓”。

　　馬海德 紅軍戰士中一員

　　本報記者 王佳可

　　仲夏清晨，細雨紛紛，北京什剎海附近一處四合院在綠樹掩映中更顯清幽。這裡就是把整個生命都獻給了中國革命事業的馬海德醫生最后生活的地方。記者推開朱漆大門，仿佛打開時光之門：巍巍寶塔山下，清清延河水畔，抗戰歲月的烽火硝煙、進步青年的如火激情、馬海德與他喊了一輩子“妹子”的妻子蘇菲在艱難時光中的相知相守，都伴隨這位96歲老奶奶的娓娓訴說呈現在記者眼前。

　　馬海德原名喬治·海德姆，祖籍黎巴嫩，生於美國。1933年，剛剛23歲的馬海德在瑞士獲得醫學博士學位后，來到上海進行熱帶病考察。上海百姓的貧苦生活與達官顯貴的揮霍無度令他在震驚中痛切地認識到：隻有徹底治療社會頑疾才是解救百姓於水火的良方。在這種思想的推動下，他結識了宋慶齡、史沫特萊、路易·艾黎等進步人士，並開始閱讀馬克思主義著作。他在上海的門診部，也成為中共地下黨人聯絡和開會的地方。

　　1936年春，中共中央邀請一位外國記者和一名外國醫生前往陝北考察抗日根據地情況並了解中共的抗日主張。經宋慶齡介紹，馬海德與斯諾分別由上海和北平前往陝北。臨行前，宋慶齡送給馬海德一個皮質醫藥包，這個醫藥包伴隨他走過延安的田間地頭，也陪伴他在行軍途中躲過敵機投彈掃射。蘇菲說，每個人都認識馬大夫，他雖然是顧問卻沒有架子，總是沖到一線救治傷員，無論病人是誰都盡心盡力。

　　有一次馬海德下山時，發現半山坡一個老鄉家的男娃娃看到他總是背過身去。他覺得很奇怪便故意逗他，孩子轉過臉，竟然是唇腭裂。馬海德當時就決定要醫治這個孩子。他立刻和駐地的印度援華醫療隊商量手術事宜，並親自找到孩子父母提出要做手術。老鄉驚呆了，無法相信先天的缺陷竟能用醫學手段彌補。手術成功后，馬海德的名聲更響了，老鄉們有個頭疼腦熱就來找他看病。在老鄉們看來，穿著紅軍軍服、打著綁腿的馬海德不是外國人，就是他們身邊紅軍戰士中的一員。

　　在根據地半年的親身經歷令馬海德清楚地看到中國革命的希望、光明和力量所在。1937年2月，他志願加入中國共產黨，並正式改用中國名字——馬海德。蘇菲動情地回憶道，“馬大夫說‘這裡的人民需要我！這裡的隊伍需要我，我就要留下來！’”而這一留，就是一輩子。1950年，馬海德正式加入中國國籍。馬海德將一生獻給了中國醫療衛生事業，畢生遵守著他的入黨誓言。

　　蘇菲向記者回憶起一個細節，日軍投下的炸彈炸垮了窯洞，碎彈片落在一名戰士的頭上，鮮血嘩的一下從戰士臉上涌了出來。馬海德立刻要把他送往手術室，可受傷的戰士卻一定要抱著槍才上擔架，堅決不肯把槍交出來。就這樣，擔架抬著血如泉涌的戰士和他寧肯付出生命也不能交出的槍一起奔向了醫院。這件事給馬海德留下終生難忘的印象，他說：“有這樣的戰士，共產黨一定會勝利！”

　　蘇菲說，馬海德對中國共產黨有著最深沉的愛和最堅定的信念。在臨終時，他對蘇菲說：“妹子，我一點也沒有遺憾的。”作為第一個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西方人，馬海德將一生都貢獻給中國革命事業，他無愧於紅軍戰士的稱號。

　　海倫·斯諾 向世界講述延安

　　本報駐美國記者 王如君

　　“我最早聽說姑姑的故事時還是一個小姑娘，”海倫·斯諾的侄女謝莉爾·比紹福向本報記者回憶道，“作為一個小孩子，我非常想見到這位美麗而出名的姑姑。大概是四五年后的1945年，姑姑到鹽湖城看望祖父母，我的願望實現了。”

　　1931年8月，隻有23歲的海倫作為拓展旅游業的一名攝影記者來到中國，和埃德加·斯諾一起目睹了日本軍隊沒有人性的野蠻侵略行徑。因為憤慨，他們在北京加入支持中國學生運動的隊伍。在上海，他們還親歷了日本軍隊對上海的轟炸，好端端的一個工業重鎮被炸得面目全非，這激起埃德加對中國老百姓的同情，也激起海倫積極參與工合運動，支持中國人民抵抗日本侵略。海倫和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侶埃德加一起訪問西安和延安，去大西北探尋所謂的“赤匪”究竟是些什麼人，並以親身經歷向世界報道了中國西北抗日根據地的真實情況。

　　謝莉爾深情地說，海倫和埃德加都是以記者身份來到中國，他們耳聞目睹了戰爭中中國的方方面面，對老百姓充滿了深刻同情。海倫在其著作《紅色中國內幕》（又名《續西行漫記》）的前言中寫道，“中國的勞動階級是無與倫比的。他們對生活索求不高，但奉獻比任何人都多。他們心靈手巧，吃苦耐勞，對任何活計都能干得很好。對他們了解得越多，就越會欣賞他們，就會希望看到他們得到應該得到的生活地位。”

　　謝莉爾表示，埃德加的《紅星照耀中國》（又名《西行漫記》）和海倫的《紅色中國內幕》為世界了解中國和中國人民搭建了橋梁。海倫在延安的採訪生動地敘述了當時中國的革命活動。她不僅採訪了參加過長征的領導人，而且對戰士和婦女以及當地百姓也進行了訪談。經過實地採訪，她發現這些人並不是國民黨政府所說的“赤匪”。海倫在其《我的中國歲月》中寫道：“對於我們所有人來說，深深的同情寄予了人民，特別是那些手工勞作者，即生產者。”

　　謝莉爾說，埃德加和海倫去延安採訪，可謂經歷了種種艱難險阻。當時國民黨政府封鎖消息給他們造成很大的困難。去西北採訪，特別是海倫，是冒著生命危險完成的。1937年，她從西安到延安，一路被6名全副武裝的國民黨士兵看著，隻能半夜從旅店爬窗而逃，孤身跑到延安。那個時候延安的生活條件異常艱苦，大多數訪問者一般隻待幾天，可海倫一待就是4個月。返回西安時，海倫染上痢疾，迅速消瘦到了90斤以下。

　　採訪中，謝莉爾還向記者透露了一個鮮為人知的故事：海倫是預測西安事變發生的第一人。1936年10月3日，年輕的張學良將軍接受了當時唯一的外國記者海倫的採訪。這次採訪中，張學良表明自己願意支持國共統一戰線。張學良的說法和當時蔣介石的政策大相徑庭，這也是后來西安事變的主要動因。海倫將張學良的立場公之於眾，成為《倫敦每日先驅報》的爆炸性新聞，這一報道預告了同年12月12日的西安事變。

　　談到日本對華侵略戰爭，謝莉爾說，中國人民英勇抗戰，為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她同時也指出，不管以什麼理由，戰爭都是可怕的，其影響極其深遠，會波及幾代人，我們當代人要為和平而努力。謝莉爾最后強調，海倫希望自己的作品成為增進美中兩國人民理解的橋梁。她也希望這些作品成為通向未來的橋梁。

　　卡爾遜 為紅區仗義執言

　　趙 紅

　　美國海軍陸戰隊軍官埃文斯·卡爾遜一生4次來中國，其中兩次深入華北敵后戰場考察中國軍隊抗戰實況，成為第一位訪問根據地和延安的外國軍事觀察家。在與中共官兵親密接觸中，他發現八路軍是一支“為民族的生存而戰斗的軍隊，人人都有為正義獻身的信念。”為了不受限制宣傳和報道中共抗日業績，他辭去服役長達25年的軍職，在美國寫下《中國的雙星》一書，並預言中國共產黨必將在中國取得勝利。

　　1927年，時年31歲的卡爾遜作為一名美國軍官第一次來到上海，然而不到3年，他奉調到尼加拉瓜。1933年，卡爾遜重返中國，在北平擔任美國駐華使館副官。

　　1937年，卡爾遜帶著羅斯福總統的秘密囑咐第三次來華。臨行前，總統要求他把在華所看到的情況以寫信方式告知，並強調“這些信我們保守秘密，隻有你我兩人知道。”在上海，卡爾遜見証了日軍侵略暴行、中國人民保家衛國的頑強抗爭，他認為“把痛苦和死亡如此置之度外的人民是打不倒的。”在借閱了記者朋友斯諾撰寫的《西行漫記》手稿后，卡爾遜決定去西北紅區考察戰爭實況，他的人生從此發生轉折。

　　1937—1938年，卡爾遜兩次深入華北，考察時間累計5個月，行程達4000多公裡，考察區域包括山西、山東、河南和陝北等地。他在山西八路軍總部見到朱德等領導人，了解抗擊日軍情況、探討八路軍政治思想工作。他認為八路軍政治教育工作不僅僅是為打勝仗，更注重教育人民怎樣做一個真正的有道德的人。在中國共產黨控制的地方，沒有一個軍官以權謀私或高高在上，人們彼此之間充滿無私精神和兄弟情誼。他親眼看到士兵向朱德司令傾訴自己的不滿，提出批評和建議，這並不是滿足個人要求或為個人出氣，而是本著彼此共同負責精神，謀求和保障集體利益。在中國紅區，他找到了向往已久的有道德的人的社會。

　　到達延安后，卡爾遜與毛澤東徹夜長談，談話內容包括國際形勢、中日戰爭、國共關系等。毛澤東是一位“謙虛、和善、寂寞的天才。正在為他的人民尋求和平公正的生活而奮斗著。”卡爾遜如是評價。

　　“面臨日本侵略者的進犯，地方政府和軍閥撤走了，拋下沒有作戰經驗的平民百姓。這個時候中國共產黨的隊伍來了，除了自己作戰，他們還盡心盡力地教農民們如何運用游擊戰保護自己、守衛家園。”卡爾遜在發回美國的軍事報告中將這些情況如實匯報，希望傳遞關於中國共產黨的積極信息。卡爾遜的孫女凱倫告訴本報記者，在祖父之前，還沒有哪一位美國軍官如此近距離地與中國共產黨的軍隊有過接觸和深入交流。

　　回到漢口，卡爾遜告訴大家，日本人沒有完全征服華北，雖然他們有現代化武器卻無法戰勝中國人民，八路軍的行軍和作戰智慧都超過日軍。他的這些話很快被媒體報道，遭到日本政府抗議，為此美國海軍部要求他注意自己言行否則后果自負。這一指責使他難過，難過的是失去上司信任，失去自由表達的權利。憑借軍人靈敏的直覺，卡爾遜預感美日開戰的日子為時不遠，中國將是美國盟友，應該有人採取行動啟發民眾。1939年春，他辭去了軍職。

　　1940年10月，他再次來到中國，與另一位熱愛中國的新西蘭著名社會活動家路易·艾黎一起考察工合運動情況，從中認識到沒有經濟做支撐，政治和軍事方面的戰爭不可能取得勝利。回國后，他敦促民眾支持中國工合運動，廣泛宣傳中共抗戰事跡。1947年春，他在病榻上預言“中共18個月之后一定會控制中國”。

　　（作者為延安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副教授，本報駐美國記者陳麗丹對此文亦有貢獻）

　　工合運動 經濟建設援革命

　　呂宛如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歷史上有一個特殊篇章，那就是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鍵年頭由中國的愛國者和國際友人共同發起的工合運動。它表面是解決戰時百姓生存問題的生產運動，實際上是維系全民抗日救國戰爭一個不可分割的部分。它不僅是中國抗日統一陣線的產物，而且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統一戰線的產物。

　　工合是“工業合作社”的簡稱。1937年淞滬會戰期間，日軍對上海進行野蠻的狂轟濫炸，造成兩萬多家工廠變為廢墟，五六十萬工人逃亡內地。在這大難臨頭時刻，一直奔走在中國抗戰前線的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提出，“應在非佔領區各地發起一個建立工業合作社運動”，以幫助提高中國抗戰經濟實力，隨后，另一位了解並熱愛中國的新西蘭著名社會活動家路易·艾黎起草了組織一系列小型合作社的計劃，該計劃立即得到上海各界愛國進步人士的支持。幾經周折，1938年8月5日，全國性的領導機構“中國工業合作協會”在武漢正式成立。理事包括國民政府政要、共產黨領導人和部分民主人士代表，充分體現國內抗日統一陣線的合作和一致支持。工合運動就此正式啟動。

　　工合的第一個合作社是在陝西寶雞由7個鐵匠組成的“工合打鐵合作社”。寶雞的地理和人文條件較好，工合運動在這裡開展迅速，當年年底就建起69個工業合作社，社員達1146人。良好開端不但令國內感到鼓舞，也讓外國友人對工合運動提高了信心。英國年輕記者喬治·何克自願來到寶雞，成為幫助艾黎辦“工合培訓班”的第一人。

　　工合運動快速發展形勢在國外引起越來越大的關注。英、美的同情者認為，這個運動是中國人抗日救國的一個經濟武器，有利於保衛中國工業和勝利后的和平重建。介紹和報道工合的文章、故事、圖片吸引了越來越多的支持者。英國輿論界也很支持工合，如“中英發展學會”在英國積極推介工合運動。美國方面更注重做上層工作。1940年7月，斯諾夫婦直接上書羅斯福總統，詳述工合運動對加強中國抗戰的工業基礎、保衛一個獨立自由中國的生存，以及維護美國的安全都有重要意義，建議美國政府給予工合5000萬美元的貸款，以示支持。熱愛中國工合精神的美國將軍卡爾遜在太平洋戰爭中，竟把工合作為鼓舞戰士沖鋒的口號，打贏了第一場反擊日本的瓜達爾卡納爾戰役。美國人從此把“Gungho”一詞列入英文詞典，成了“努力干，一起干”的代名詞而傳遍全球。

　　中國的工合運動在抗戰期間留下一段光輝歷史。在國難時，它為解決部分百姓的生存問題立下豐功，同時在國際上贏得他國對中國抗戰的同情和支持，這為后來新中國與其建立友好關系奠定了基礎。在艾黎眼中，工業合作社不單是個生產組織，而是代表一種生產方式的過渡——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到社會主義生產方式的過渡，是把五四精神帶到工人和農民當中去。在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之際，重溫工合在抗戰中的積極作用和曾深入人心的“努力干，一起干”和“人人為我，我為人人”的工合精神內涵，也許會給今天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奮斗添加一股有益的力量。

　　（作者為工合國際前主席路易·艾黎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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