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后審判，伸張正義（銘記歷史 警示未來）

　　紐倫堡審判現場。

　　資料圖片

　　一名游客走過德國柏林的猶太人紀念碑群。

　　新華社發

　　東京審判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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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弗裡茨·鮑爾研究所收集的法蘭克福審判庭審証據。

　　本報駐德國記者 馮雪珺攝

　　二戰結束后，德國納粹首要戰犯和日本甲級戰犯分別受到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審判。這些審判代表人類進步力量對法西斯邪惡勢力和日本軍國主義的侵略責任、反人類罪行的嚴正清算，彰顯了國際社會對公平正義的永恆追求。1963年至1965年，在德國法蘭克福進行的奧斯維辛審判是又一次大規模的對納粹罪行的追責行動，它對德國認識戰爭罪責、反省納粹罪行，發揮了重要推動作用

　　紐倫堡審判，嚴懲促進反省

　　邸 文

　　1945年8月8日，美、蘇、英、法在倫敦簽署《歐洲國際軍事法庭憲章》，以公正而迅速地審判和懲治軸心國的主要戰犯，后來又有19個國家參加這項協定。不久，美、蘇、英、法4國各派1名法官及1名預備法官在德國南部城市紐倫堡組成國際軍事法庭，正式起訴法西斯德國的主要戰犯。

　　紐倫堡曾是法西斯黨的“發祥地”。1935年，納粹德國在這裡通過了臭名昭著的《紐倫堡法案》，將迫害猶太人變成了“成文法律”。它在希特勒德國時代的風光無限使它淪為英美盟軍的重點轟炸對象，到1945年，該城90%的建筑物均在戰火中被摧毀，但紐倫堡法院卻幸存下來。在這座城市進行審判，標志著對德國納粹思想的徹底清算，象征著希特勒法西斯德國的“罪與罰”。

　　1945年11月20日上午10時，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開庭。來自世界各地的250多名記者，記錄下這一重要的歷史時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羅伯特·杰克遜被任命為美國公訴代表。審判開始時，杰克遜庄嚴地說：“今天，真正的公訴人是整個人類文明。”

　　從這一天到1946年10月1日，紐倫堡國際軍事法庭開庭216次，進行公訴、辯論和審判，傳訊了約400多名証人和知情人。法庭辦案人員查閱了30多萬份文件，其中包括6000多份德國法西斯黨和國家頒布的各種秘密檔案，法庭審判記錄和証據被裝訂為12大本文獻。這些証據向全世界揭露了法西斯德國的罪惡真相。

　　法庭以戰爭罪、破壞和平罪和反人道罪，對22名戰爭首犯進行了庄嚴的判決：判處戈林、裡賓特洛甫等12人絞刑，判處3人無期徒刑，判處4人有期徒刑。同時，法庭宣判法西斯黨領導集團、黨衛隊和保安部門以及秘密警察為犯罪組織。

　　起初，德國大多數民眾對德國的徹底失敗和完全崩潰無法接受，然而，隨著紐倫堡審判的展開，法西斯政權的真實面目和滔天罪行逐漸被揭露，戰爭罪行的審判記錄由報紙、雜志、廣播和電影廣為傳播。德國人為此感到強烈震驚、憤怒和羞愧。對德國而言，這一審判是黑暗歷史的結束，是同納粹過去劃清界限的開始，摧垮了納粹政權產生的社會基礎，德意志民族開始了對歷史的反省。1946年8月一份有關調查表明，約80%的德國人認為這次審判是公正的，被告的罪行無可爭辯。

　　1953年，德國阿登納政府通過對戰爭受害者賠償案，每年支付賠償費數十億馬克。至1999年，德國政府賠償總金額已超過1000億美元。1970年12月7日，德國總理勃蘭特訪問波蘭時，在猶太人殉難紀念碑前驚天一跪，顯示了德意志民族承擔歷史責任的決心和勇氣。2005年5月8日，德國總統克勒聲明，德國不會忘記法西斯專制統治下的12年以及納粹德國給世界帶來的不幸。

　　二戰結束后，聯邦德國努力修好睦鄰關系。立足西方，在西歐實現德、法和解﹔推行“新東方政策”，在東歐同蘇聯和東歐國家緩和關系。德國政府注重青少年二戰史教育，第三帝國作為最黑暗的一頁列入德國的歷史教科書。1994年9月，聯邦法院通過《反納粹和反刑事犯罪法》，從法律上限制納粹的死灰復燃。

　　從戰后至今，在數以百萬計的反法西斯進步民主人士不懈努力下，承認侵略戰爭歷史、防止戰爭悲劇重演已成為德國社會的主流共識。正因為敢於面對侵略歷史，敢於承擔歷史責任，德國贏得了其他國家的諒解和尊重，這也為德國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和平環境，實現了戰后德國的統一。

　　如今，德國正以一個強國姿態在歐洲和世界舞台上發揮著重要作用。2015年3月9日，德國總理默克爾訪問日本時的話意味深長：對過去的清算是實現戰后和解的前提。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歷史研究所研究員）

　　東京審判，成果不容抹煞

　　湯重南

　　1945年12月26日，蘇、美、英三國外長發表《莫斯科會議公報》，授予遠東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審判日本戰犯的權力。1946年1月19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正式成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終由中國、美國、蘇聯、英國、法國、荷蘭、澳大利亞、加拿大、新西蘭、印度、菲律賓等11國代表組成，在東京審判日本首要戰犯。梅汝璈法官和向哲浚檢察官作為中國代表參加了法庭。

　　1946年5月3日，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在日本東京原陸軍省大廳正式開庭。昔日日本法西斯在這座大樓裡炮制、策劃侵略他國的罪惡計劃，今日在這裡接受國際法庭正義的審判。

　　起訴書控告東條英機等28名被告破壞和平罪、殺人罪、戰爭罪和違反人道罪等三大類共55項罪狀。審判揭露了日本自1928年1月至1945年9月期間策劃、准備、發動、推行侵略戰爭的歷史事實，內閣會議記錄、五相會議記錄、“偽滿洲國”秘密文件以及侵略戰爭中的証人和証據等都是明証。

　　東京審判前后歷時2年7個月，開庭818次，出庭証人達419名，書面証人779名，受理証據4336件。1948年11月4日，東京審判宣布判決結果，判決書長達1231頁，僅宣判就耗時7天。28名被告除永野修身和鬆岡洋右病死、大川周明因精神病被予以撤訴外，其余25人全部被判有罪。其中，東條英機、土肥原賢二等7人被判處死刑，平沼騏一郎、梅津美治郎等16人被判處無期徒刑，東鄉茂德和重光葵分別被判處20年和7年徒刑。1948年12月23日，東條英機等7人在東京巢鴨監獄被執行絞刑。

　　東京審判是國際社會對日本發動侵略戰爭責任和軍國主義暴行進行的正義審判。在這次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國際審判中，東京法庭對日本戰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犯下的滔天罪行進行了揭露、追究，並用法律手段、通過法律程序，進行了合理、合法的審判和定罪，懲處了戰犯，伸張了正義，捍衛了和平與人道主義精神。

　　東京審判維護、保障了《開羅宣言》《波茨坦公告》所確立的二戰后國際秩序，也奠定了戰后國際關系、國際政治的法律基礎，確立了戰后國際法准則。東京審判向世界宣示，任何國家、集團和個人計劃、准備、發動、指揮侵略戰爭，都是對國際法的違反，都必須承擔刑事責任，必定受到嚴厲懲罰。世人應該充分肯定東京審判的積極成果和重大意義。

　　日本政府曾在與美國簽訂的《舊金山和約》中承諾接受東京審判結果，但日本右翼勢力對此耿耿於懷，日本國內始終存在否定東京審判、妄圖為侵略歷史翻案的逆流。

　　不過，東京審判存在的不足，為日后日本右翼勢力的抬頭和日本政治右傾化埋下了隱患。

　　東京審判最后的判決書中指出，日本建立在恐怖、殘忍、獸行和大屠殺基礎上的反人類罪行，如南京大屠殺、虐俘、殺俘、摧殘勞工、強奸婦女等殘暴行為，不是發生在一個地區一段時間，而是貫穿於其對外侵略戰爭始終，說明“這類暴行或是遵照密令作出的，或是經過日本政府或政府成員以及軍方領導人允許后作出的”。可即便如此，東京審判並未把代表日本國家的日本政府推上被告席，甚至連支撐日本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財閥集團也未走上被告席。

　　東京審判的判決書中多處涉及日本侵華戰爭罪行，但侵華日軍制造的駭人聽聞的累累暴行並未能被繩之以法，一些重要戰犯如侵華日軍總司令西尾壽造等未得到應有的懲罰，連731部隊頭目石井四郎，也因為向美國提供了細菌試驗資料而逃脫了懲處，不能不說是重大遺憾。

　　除7名被判死刑的甲級戰犯被執行外，被判有期徒刑的其他甲級戰犯在1953年刑期未滿時便被提前釋放。重光葵等還出任過日本戰后政府的國務大臣。戰爭時期擔任東條英機內閣商工大臣的甲級戰犯嫌疑犯、現任首相安倍晉三的外祖父岸信介，在1957年后曾兩次出任日本首相。到1958年5月，日本乙級、丙級戰犯全部得以釋放。1978年10月，14名甲級戰犯在靖國神社以“昭和殉難者”身份被秘密合祀，接受日本右翼、政界包括日本首相在內的人員的參拜。這不能不引起受日本侵略國家的嚴正抗議。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日本歷史與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員）

　　法蘭克福審判，執法也是教育

　　本報駐德國記者 鄭 紅 馮雪珺

　　在德國法蘭克福進行的奧斯維辛審判（以下簡稱法蘭克福審判），最早緣於一封揭發信。上世紀50年代，有人給聯邦德國司法機構和國際奧斯維辛委員會秘書長同時發信，指出有一個參與指揮大屠殺的黨衛軍軍官逍遙法外。信中提供了確鑿証據。在國際奧斯維辛委員會的敦促下，1958年底，法蘭克福檢察院起訴了前奧斯維辛集中營納粹高級軍官威廉姆·伯格。

　　1959年1月，《法蘭克福評論報》記者托馬斯·格尼爾卡在深入調查后，給當時的黑森州大法官弗裡茨·鮑爾寄去一封長達8頁的信，信中是關於奧斯維辛集中營司令部以及納粹黨衛軍的公函等資料。鮑爾法官一直堅持追查納粹大屠殺罪行，這次他抓住了機會。

　　當年在奧斯維辛的黨衛軍成員有6000多人。他們當中，有不少人直接指揮和參與了大屠殺。法蘭克福審判就是針對這些較低一級軍官的。戰后，他們多已銷聲匿跡，潛入社會。而當年在紐倫堡審判和克拉科夫審判時，這些人之所以逃脫了審判，借口就是他們是下級，不得不執行上級的命令，並沒有主動參與屠殺。

　　1963年，審判在鮑爾的推動下，終於在法蘭克福拉開序幕。之后歷時近3年的審判對納粹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犯下的謀殺罪行一一清算，留下了總計430個小時的庭審錄音。除了2名被告因健康原因無法接受庭審，20名前奧斯維辛集中營納粹軍官，被送上了被告席。幸存者對悲慘遭遇的陳述、對奧斯維辛恐怖的控訴，使法官也禁不住流下了眼淚。最后，有6名戰犯因謀殺罪被判處終身監禁，這是當時的最高刑罰，另有10人因參與謀殺罪被判處3年半至14年監禁。

　　審判這個話題，當時在德國司法體系內並不受歡迎。“公開審判之前，我們收到了不少來信，反對公開審判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納粹軍官。甚至有同事建議，為避免過激輿論，改成小范圍的多次庭審。然而，弗裡茨·鮑爾頂住了壓力！幾乎所有幸存者都到庭作証。他們從世界各地趕來，向法庭陳述他們在奧斯維辛集中營的經歷，指認罪犯。法蘭克福審判結束之后，每個德國人都知道了，奧斯維辛集中營裡究竟發生過什麼。這也是鮑爾一生致力的夙願——讓人們了解歷史真相。”弗裡茨·鮑爾研究所檔案室內，記者對面坐著法蘭克福審判的檢察官之一、87歲高齡的格哈德·維澤。

　　維澤對記者說：“其實年輕人對法蘭克福審判的興趣比他們的父輩還要濃。納粹歷史還沒走遠，那些幸存者、戰爭遺孤還活著，在這些家庭裡，納粹恐怖永遠是一個話題，帶來的創傷長期存在。”無論是那些在納粹時期選擇盲目站在施暴者一方的德國人的子女，還是那些幸存者及其子女，都急需一個公正審判，去清算德國在納粹時期犯下的罪惡，釋放他們心頭的困惑與壓抑。在弗裡茨·鮑爾研究所研究員維爾納·倫茨看來，法蘭克福審判正好就發揮了這樣一種作用。

　　從1959年6月至1963年，維澤等人參閱4000多種文獻資料，動員19個國家359位証人，其中包括211位大屠殺的幸存者，寫下了長達700頁的公訴書。“那時候，聽眾席上每次都是滿滿的人群。直到1965年審判結束，討論依舊持續了很久。”維澤回憶道。

　　從德國人對二戰反思的角度看，法蘭克福審判也許更有價值。審判曾引起聯邦德國媒體的廣泛關注，可以說，它結束了德國社會對於納粹大屠殺罪行的沉默、壓抑和忘卻。有兩萬多人先后旁聽了這場審判，其中有不少學生。

　　這次審判對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在聯邦德國出現的大反思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審判的旁聽席上，有一位青年政治活動的積極分子，他在參加審判前還認為，第三帝國的滅亡是不久前的事情，人們根本無法從歷史的角度去看待它。但正像很多當時的青年人一樣，審判的過程最終改變了他的看法。他感慨地說：“幸虧我出生得比較晚啊。”這個人就是后來成為德國總理的赫爾穆特·科爾。

　　法蘭克福審判之后，德國對二戰納粹的審判並沒有停止。隻要發現納粹分子的線索，檢察機構就鍥而不舍地追查。發現一個，處理一個。審判往往是公開的，這不僅是為了懲罰，更是為了警示未來。1995年，在黑森州政府和法蘭克福市政府推動下，以弗裡茨·鮑爾之名命名的研究所成立，專門研究納粹大屠殺，以正視歷史並進行反思。維澤說：“審判罪犯是我的職責，無論阻力多大，輿論如何。在德國，謀殺沒有時效。是謀殺，就要得到審判。經歷過二戰的人還沒有走遠，德國不可能忘記歷史﹔為了一個更好的未來，德國也不能忘記這段歷史。”

　　如今，二戰已經遠去70年，在德國，對納粹的追責工作仍在繼續。今年4月21日，93歲的前納粹黨衛軍成員奧斯卡·格倫寧因涉嫌協助謀殺奧斯維辛集中營關押人員而在德國遭起訴。德國州司法管理局納粹罪行調查中央辦公室副主任托馬斯·威爾告訴本報記者，一群忙碌而堅定的人們從未停下腳步，隻為一個信念：將所有犯下謀殺罪行、逍遙法外的納粹罪犯繩之以法，無論他們躲在世界哪個角落。

　　資料圖片由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中國軍事百科全書編審室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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