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態的中國經濟有巨大潛力、韌性和回旋余地

過去一年，在國內經濟下行持續加大，多重困難和挑戰相互交織的情況下，我國全年經濟社會發展主要目標任務得以完成，經濟社會發展實現了穩中有進。成績來之不易，堅定了奮勇前行的決心和信心。當然，我們要看到成績，更要看到困難和挑戰。當前，經濟投資增長乏力，新的消費熱點不多，穩增長難度加大。與此同時，工業產品價格連續下降，生產要素成本上升，小微企業融資問題愈發突出，部分企業生產經營困難，產能過剩問題突出。這一系列的問題和挑戰，使得部分學者對中國經濟產生擔憂。我們認為，這些問題和挑戰，是“三期疊加”（經濟處於增長速度換擋期、結構調整陣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背景下經濟結構性矛盾的外在表現，是新常態下經濟全方位優化升級的暫時性調整。中國經濟已進入新常態，正在向形態更高級、分工更復雜、結構更合理的階段演化。新常態下的中國經濟有巨大的潛力、韌性和回旋余地，能夠實現健康可持續增長，我們要有足夠的信心和耐心。

一、信心來自中國經濟韌性好和潛力足

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需求面和供給面可能會出現一些不可回避的困難，但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經濟發展的韌性和經濟增長的潛力將支撐中國經濟向更高更好更穩的水平邁進。

一是經濟增量依然可觀。應該承認，經濟進入新常態，經濟下行的挑戰十分明顯。但中國經濟早已經不是“小個子”，而已成為“大塊頭”了。經過36年的高速增長，經濟體量已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2013年一年中國經濟的增量就相當於1994年全年經濟總量，可在全世界排到第十七位。從世界排名看，中國已連續趕超意大利、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等經濟強國，已成為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經濟大國。2014年的中國經濟總量相當於2個日本，僅增量部分就相當於一個瑞士。從發展速度看，近三十多年來中國經濟以世界少有的年均接近兩位數的增長速度高速發展，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的“中國奇跡”。經濟新常態下，我們依靠依然可觀的實際增長，能夠有效保障國家財政實力不斷增強，而財力的增加能夠為促進經濟發展、保障和改善民生、有效應對各種風險提供有力的資金保障。依靠依然可觀的實際增長，黨的十八大確定的“兩個百年”奮斗目標是完全能夠實現的，這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更多“大國紅利”。

二是經濟增長動力更為多元。中國進入發展新常態，經濟韌性好、潛力足、回旋空間大。從城鎮化角度看，我國正在經歷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鎮化進程。2014年我國的名義城鎮化率僅為54.8%，戶籍城鎮化率則低得多，僅為36%左右，與發達國家相比還有很大的提升空間。中國城鎮化伴隨的大規模人口遷移，將直接推動基礎設施投資和居民消費的持續增長。研究表明，未來十年中國新型城鎮化的推進，將帶來超過四十萬億的投資，這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強大推動力。從工業化角度看，我國的工業化正處於中后期階段，工業化的任務遠沒有完成，除東部少數經濟發達的省市基本完成工業化外，中部、西部等省區工業化的發展還不是很充分，不少地區還處於工業化的初級階段。因此，中國的城鎮化和工業化進程將為經濟增長提供多元化的“后發紅利”，這些動力足以支撐未來中國經濟向更高更好方向發展。

三是發展前景更加穩定。2013年，我國第三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46.1%，首次超過第二產業，2014年的統計公報顯示，這一比例攀升至48.2%，這是非常好的經濟結構優化跡象。在支撐我國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中，內需結構中投資佔比相對較高，但2010年消費率和投資率達到各佔50%之后，消費率出現較快增長趨勢，在經濟結構中佔比再次超過投資率，消費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的關鍵性作用逐步得到體現。由於地理條件、發展基礎、歷史文化等因素，在我國區域經濟結構中，東中西部發展差距較大。隨著“一帶一路”、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等區域發展戰略的制定和實施，區域結構亦在逐步得到優化，這將為中國經濟帶來更多“發展紅利”。

四是市場活力進一步釋放。在經濟新常態下，政府職能轉變的核心仍然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新一屆政府將簡政放權、轉變政府職能作為全面深化改革的“突破口”和“當頭炮”，目的就是要從體制機制上給各類市場主體鬆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2013年以來，國家先后取消和下放了共700余項行政審批等事項，涉及到將工商登記前置審批事項改為后置審批等一系列具體舉措。這些舉措既對減輕企業負擔、激發市場活力發揮了重要作用，也將成為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機遇之一。國家工商總局發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新登記注冊市場主體1292.5萬戶，同比增長14.23%﹔新登記注冊企業365.1萬戶，同比增長45.88%。這些實實在在的“改革紅利”，既顯示了改革的巨大威力和市場的無限潛力，也昭示著新常態下中國經濟的光明前景。

二、耐心來自保持戰略定力和平常心

當前，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支撐條件和外部需求都已發生了深刻變化，要求經濟增長速度進行“換擋”，經濟增長目標向合理區間“收斂”。隨著“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不斷推進，中國經濟必將爬坡過坎、行穩致遠，順利實現保持中高速增長和邁向中高端水平“雙目標”，順利實現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的歷史性轉變。

一是為經濟增速減緩留出一份平常心。中國是一個大國，或者說是一個“巨型國家”，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與其他國家相比沒有可比性。俗話說，“船小好調頭”，而掌控好中國經濟這艘巨型“航空母艦”決非易事。從先發國家的成長經驗來看，全球僅有12個國家曾實現過以7%左右的速度增長20年。但這些國家無論是人口規模，還是面臨的外部環境與當下的中國都不可同日而語。在經濟進入新常態下，我們要保持戰略定力，採取各種措施綜合施策，不必糾結於GDP增速，追求動輒兩位數的高速增長，既無必要，也不現實。隻要就業保持整體穩定，增長質量持續向好，增長速度運行在合理區間，中國經濟就一定會走得更穩更好。7%左右的增長目標從全球范圍內來看依然是非常高的，高增速不應成為政府的“包袱”。

二是為創新驅動發展留出足夠的時間。美國管理學家邁克爾·波特將人類經濟發展劃分為要素驅動、投資驅動、創新驅動和財富驅動四個階段。要素驅動階段經濟增長的基礎主要是土地、資本、勞動力等生產要素的大量投入。投資驅動主要靠大規模投資來促進經濟增長。創新驅動階段，主要依靠知識創造和應用，提高企業自主創新能力，從而驅動經濟長期、穩定增長。應當看到，我國在科技體制改革、創新能力提升等方面還有很長的路要走，實現產業邁向中高端，從“中國制造”走向“中國智造”所面臨的創新挑戰和技術瓶頸依然存在，離依靠“技術紅利”創造經濟增長核心動力源還有較遠的距離。創新驅動發展，不可能“畢其功於一役”，需要一些時間來實現“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目標。無論是建立有助於創新驅動的制度體系，培養大批創新型人才，還是營造良好的創新文化，都需要我們有足夠的耐心，“彎道超車”的求急心態並不可取。

三是為經濟結構調整留出足夠的空間。我們應看到，我國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還面臨著諸多挑戰，產業結構與發達國家相比還顯得較為落后，需求結構、區域結構、城鄉結構、收入分配結構等還有很大的調整空間。消費方面，信息、旅游休閑、養老家政健康、住房、教育文化體育等新的增長點正在培育和壯大。從投資方面看，我國正在啟動和實施一批新的重大工程項目，包括棚戶區和危房改造、城市地下管網改造等具有“公共產品”屬性的民生項目，以及中西部鐵路和公路、內河航道等重大交通項目，水利、高標准農田等農業項目，這些項目的推進將為中國經濟的結構調整提供很大的回旋余地。從區域發展方面看，我國推動實施的“四大板塊”和“三個支撐帶”組合戰略，已亮點頻出、初現成效。從產業結構方面看，“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行動計劃已經深入人心，蓄勢待發。要實現這些戰略舉措的最終落地，實現新一輪經濟結構的優化升級，需要我們有足夠的耐心。

四是為全面深化改革留出足夠的耐力。當前，地方一些職能部門過度干預企業經營管理，吃拿卡要、“紅頂中介”、尋租腐敗等現象依然存在，建立法治政府，加快轉變政府職能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這是新常態下中國經濟改革的重要挑戰之一。我們必須拿出壯心斷腕的決心和耐力，敢於啃硬骨頭、涉險灘，堅定不移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確保各項改革措施落地。《政府工作報告》提出，2015年將再取消和下放一批行政審批事項，全部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將進一步深化商事制度改革，制定市場准入負面清單等，讓企業和群眾得到優質高效的服務。將圍繞服務實體經濟推進金融改革，提高市場效率，優化資源配置，建立起高效多層次的資本市場，積極發揮金融對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作用。此外，在財稅體制、投融資體制、國企國資、價格領域的改革也在向縱深推進。我們堅信，隻要有足夠的信心和耐心，全面深化改革所帶來的紅利必將逐步顯現，中國經濟必將再創輝煌。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