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紙貴”的日子 記者憶述對於“仇和新政”的報道

央廣網北京3月17日消息（記者郭靜）2008年3月，我還在《新聞縱橫》當記者。那時每逢兩會，都是縱橫記者“儲備彈藥”的時間：因為縱橫成了“兩會專題”，我們比平時有了更充裕的採訪時間，也有更多時間研究問題。我們都被主任“轟”了下去，我和天思報了個選題：去昆明採訪“仇和新政”。

仇和是三個月前即2007年12月23日從江蘇“空降”昆明的，此前，他擔任江蘇省副省長。這位新晉的雲南省委常委、昆明市委書記，一到任，就和當年在宿遷一樣，強勢推出一系列新政，吸引了全國媒體的目光：現在在網上搜索，依然還能看到當時眾多媒體的報道：《仇和履新重回“一把手”：主動向媒體要負面報道》、《仇和新政70天》、《仇和妙語錄》……領導給我倆的任務是：觀察。

能採訪到仇和本人，無疑是我們的最高目標。但是，此前已在江蘇沉寂幾年的仇和，變得非常低調。我們請雲南站的同事幫我們聯系市委，結果是婉拒。仇書記的答復禮貌客氣，倒也在情理之中：“剛到昆明，多干少說，謝謝媒體朋友關心！”。

走近“仇和新政”

記者當時在昆明採訪

我和天思在昆明街頭閑逛。那天恰巧是3月3號，全國政協十一屆一次會議開幕，昆明市委機關報《昆明日報》當天用了2個整版公布了昆明市450名政協機關工作人員和政協委員的聯系電話——這已是昆明從2月16日以來半個月裡第三次大規模公布領導干部及市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等公眾人物的聯絡方式了——好，就從這兒做起！

我們開始採訪。走訪了報社總編，搶購報紙的市民，被公布電話的干部……採訪越深入，疑惑反而越多：公布電話是好，可誰能保証24小時接聽？領導們要開各種各樣的會，一旦電話被一個又一個轉至秘書、其他工作人員甚至熱線值班電話上，是不是違背了公布領導個人電話的初衷？公布干部電話看似是一種提高政府行政效能的手段，但本來完全應該直接找相關單位去反映問題的市民，動不動給上級打電話，上級再層層批轉、層層落實，這是不是行政資源的浪費？公布領導電話，到底是為拉近干群關系、方便群眾“做事”還是為樹立某種政治形象“作秀”？

那是我第一次到昆明，第一次領略到3月昆明的陰冷。我還記得，在沒有暖氣也沒有空調的賓館房間裡，我和天思整晚熱烈地討論。我們找來雲南站的陳鴻燕，把我倆的疑慮一股腦地倒給她，非要她給個主意。

陳鴻燕是個快言快語的姑娘，她直言不諱地告訴我們：這些質疑，她的一些干部朋友也有！這下可中了我和天思的“計”！我倆一唱一和，非要她給我們介紹幾個干部朋友，而且，必須是“真朋友”那種！——其實在此之前，我和天思已達成一致：既然新書記是拿“干部”開刀，我們當然該了解干部的想法和感受﹔但此前，我們接觸的干部，對我們都有所防備，說的淨是場面上的話，而要想聽真話，就必須私下裡找真朋友！

陳鴻燕先開始積極性還很高，給我們聯系了好幾位她的干部朋友。可隨著採訪逐步深入，這姑娘開始有些擔心。她對我和天思說，“你們報道完了，拍屁股就走了，可我朋友還要在這裡工作生活，我不能害他們！”

其實，我們也很清楚這種採訪的利害性：一旦對當事人保護不利，斷送的可能不只是人家的政治前途！我和天思承諾，一定匿名，一定變聲！

勾畫“仇和新政”

記者當時在昆明採訪

採訪是在茶樓、酒店這樣一些休閑的地方完成的。隻有在這樣的地方，對方才會放鬆。能不能錄音，哪些可用在將來的節目裡，哪些隻能作為閑聊……我們都充分尊重對方的意見。就這樣，在那七八天時間裡，我們馬不停蹄，採訪了幾十名當地的各級干部，逐步勾勒出新書記的形象輪廓。

昆明是個生活節奏很慢的城市，“行色匆匆”的仇和確實給這裡帶來了一陣旋風。官不好當了，我第一次聽官員嘴裡說出這四個字：“官不聊生”。后來在報道裡，我們這樣形容仇和給昆明官場帶來的沖擊：

對於習慣了慢條斯理的昆明官員來說，這些新措施推出的速度顯然太快，恐怕為數不少的干部會感覺跟不上，很多官員可能開始會嫌自己官大，因為“官越大，工作越多，責任越重”……而對於昆明百姓來說，這次昆明一系列新舉措的出台，幾乎就像看一部大片，新鮮，刺激，開始時置身戲外，慢慢地也逐漸成了戲中的一個角色。而要描述很多昆明官員目前的心態，可以用兩個字來形容，就是“惶恐”！

但是，強勢的仇和到任昆明后，當地的確又出現了諸多讓我們頗為疑慮的地方。

履新第三天，仇和到昆明近郊的富民縣進行調研。中午，在與隨行的官員午餐時，他提議，能否每盤菜都放一雙公筷、一把公勺，吃不完打包帶走。也許是他隨意說的一句話，卻讓富民縣隨后大動干戈：又是召開全縣干部動員大會，又是成立領導小組，還把往年通常都與“農”相關的1號文件定為在公務員中推廣“同桌同餐、公筷公勺、剩菜打包”的“文明就餐新風尚”，還規定，違者輕則批評教育，重則領導撤職。

在呈貢縣，還有一名投資促進局副局長，因為在招商引資講座上打瞌睡，被仇和當眾批評。沒過幾天，這位副局長不得不引咎辭職，受到牽連的正局長還到縣電視台去作了公開檢討。

這兩件事情的結局，也許並非仇和一手推動，但新書記的絕對權威，是肯定樹立起來了，而他本人對這些事情發生之后的糾偏，顯然不盡如人意。

採訪中，我們還發現了更為讓人疑慮的事情。在后來的報道中，我們這樣描述我們的發現：

在採訪中記者還聽到這樣的反映，說現在的“新昆明建設”變成了“再造一個宿遷”。不僅市裡專門從仇書記工作過的宿遷請來“老師”給干部們上課，一些區縣、部門也主動派人到宿遷學習，期望能夠得到一些“未來的啟示”。雲南大學教授石鵬飛教授點評說，宿遷無疑有先進的經驗值得昆明學習，但像現在這樣“言必談宿遷”，則的確應該引起警惕，這裡面有多少人是真正在學習，有多少人又是在拍新書記“馬屁”、推行另一種官場文化？

不僅如此，我們還發現了更為突出的問題：

和當初在宿遷一樣，仇和將招商引資看作是昆明的第一要務，以公布領導電話為代表的所有打造軟環境的舉動其實都是為招商引資服務。昆明市已抽調100多人組成35個招商分局，分赴全國各地展開拉網式駐點招商，以實現今年招商引資數額達到去年2倍的目標。而這些艱巨的任務已分解到各個部門，包括公安局、司法局等公檢法單位。這些公檢法單位如何完成動輒幾千萬的招商引資任務？採訪昆明干部時，記者曾提出這個問題，但是沒有人能夠回答。可即使這樣，這項工作依然被順利地布置了下去。

當我和天思帶著這一肚子困惑回到北京，兩會已勝利閉幕。如何表現我們此次在昆明“觀察”的結果？我們與主任燕輝、侯永生進行了充分的溝通。要知道，節目播出之時，正逢兩會結束，按照中國人的習慣，我們應表現各地積極落實兩會的新精神、新措施，何況仇和是個剛剛提拔、主政一方的副省級干部。如果把我們的疑慮都寫出來，肯定是有風險的。但我記得，當時的兩位主任沒有一絲猶豫。

節目於那年的3月24日至27日連續四天分四期播出了。我們回到北京后採訪了國家行政學院的楊小軍教授，整個報道，正是以他的點評結束的：

結合領導電話公布前后昆明官場發生的一些變化，楊小軍教授認為，這恰恰說明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的艱巨。他說長期以來形成的諸如長官意志、官本位等官場“文化”、官場“潛規則”決不是一人一事沖擊一下就會土崩瓦解的，我們更需要制度上強有力的推進。而對於昆明在招商引資上的極端做法，楊小軍教授表示了強烈的質疑。

楊小軍：讓所有的國家機關，包括公檢法責任機關去招商，我覺得這個是違背國家法律的做法，要求這些部門去從事招商，我覺得這一點是應該得到及時的糾正的。發展不僅僅是一個經濟總量的發展問題，換句話來說，我們不僅僅是一個簡單的GDP經濟，我們首先重視這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我們現在叫什麼？又好又快，那首先是一個好的問題，這個好裡面就包含著各種結構的問題，在這種情況下還讓所有的國家機關去分解指標，去完成任務，我認為這種做法多少有點重復我們有些地方在十幾年前、二十年前那種唯經濟發展是論的這種做法的翻版，這是值得懷疑的。

沒有人能否認昆明正在進行的改革探索的意義，但是這也並不妨礙我們正在進行的一些善意的提醒。所以我們更應該說，在三月的昆明，我們看到了一個良好的開始，我們期待著它有一個更完美的結局。

用心觀察，用思想說話，以責任贏信任

中國之聲主持人郭靜

今天回想起這組報道來，我隻想說，要做經得起時間檢驗的新聞，離不開獨立思考。不人雲亦雲，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這需要我們有恆定的價值觀，有專業的發現眼光和能獨立思考的大腦。獨立思考，其實是一種思維方式，更是一種行為邏輯，它應貫穿於你所有的採訪行為中，無論你是記者編輯還是主持人，無論你面對的是高官還是百姓，無論你做的是所謂正面報道還是輿論監督。打動自己，才能打動他人﹔你有質疑，他人一定也有。

採訪官員其實是難度很大也有一定風險的事情。公眾人物往往比一般人包裹得更嚴密，他們的光環也往往更迷惑人。但其實，我覺得報道他們也沒什麼深奧得不得了的訣竅，就一點：他們也是人，一個人做事總有他的邏輯，我們所做的事就是，了解他的邏輯。

我非常感謝當時的領導對我們的信任，更佩服他們勇說真話、敢擔責任的勇氣。說實話，今天回頭來看當年的稿子，我都有些后怕：怎敢說一個現任的副省級干部推行的做法“違背國家法律”？我也在反思，如果今天是我審稿，我是否會讓記者把這段錄音剪掉，以保安全？

以責任贏信任，不是一句空話。其實，我們一直都在這麼走著。

我不敢說自己所有的報道都經得起時間的檢驗，但作為記者，那應是我們的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