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荒”成政府心頭大患 “找地熱潮”迅速興起【4】

　　第四塊：“節地”節出效率

　　不管是推山填海造地，還是農村建設用地、城鎮低效用地的開發利用，成本都越來越高，難度都越來越大。而“找地之難”正凸顯“節地之迫”。“節地”提高利用效率，實質上等於找到新地。

　　缺地，也缺效率

　　毫無疑問，我國土地資源相當稀缺。

　　從耕地來看，截至2010年底，我國耕地總數不足18.26億畝，已接近18億畝的紅線。人均耕地不足1.5畝，不到世界平均水平的1/2、發達國家的1/4，隻有美國的1/6、阿根廷的1/9、加拿大的1/14。

　　建設用地就更見緊缺。“今年我們一個縣的建設用地指標隻有500多畝，建個醫院、圖書館就沒了，作為欠發達地區，基礎設施、公益設施建設欠賬多，過去沒錢，現在沒地，指標翻番也不夠用。”浙江南部一個縣的國土局長向記者抱怨。

　　“地不夠用”“無地可用”，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幾乎每個地方的官員都這樣說。

　　江蘇省無錫市國土局紀委書記黃建春告訴記者，目前，無錫採取耕地佔補平衡的做法，征用一畝土地，就要補充一畝耕地，但這種方式越來越困難，因為無錫開發強度大，已沒有多少后備土地資源可用。

　　“過去通過省內平衡，蘇南佔用了耕地，可以從蘇北補充，由蘇南地區對蘇北地區進行經濟補償，如今蘇北的經濟發展速度很快，開發建設程度較高，土地資源也有限，這一方式已很難使用。”黃建春說。

　　缺地是現實。不過另外一些數據，可能會給我們認識這一問題提供別樣的視角。我國內地大中城市人均綜合用地超過120平方米，而東京人均綜合用地僅78平方米，香港才37平方米﹔人均工礦建設用地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大大高於其他東亞國家和地區的水平。

　　由此看來，我國既缺地，又缺用地效率。而缺了后者，前者難免雪上加霜。

　　顯而易見的浪費

　　浪費是顯而易見的。2000年至2010年，全國城鎮建成區面積擴張了64%，而城鎮人口增長隻有46%，土地城鎮化遠遠快於人口城鎮化，顯示我國土地利用效率在下降。

　　採訪中記者發現，我國城鎮粗放低效用地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建筑存在重復建設、超標建設等情況，一些地方新建的寬馬路、大廣場、高大辦公樓佔用過多土地資源﹔二是工業用地的效率提升空間還很大，特別是早期已建項目低效利用現象十分突出﹔三是批而未供，閑置土地大量存在。

　　江蘇省常州市新北區國土局副局長陳計翠說，現在一些地方仍在建設大廣場、寬馬路、低密度廠房。低效用地，很多時候是因為熱衷於“面子工程”“政績工程”的長官意志在作怪。

　　而更根本的原因則在於我國各地長期以來對發展工業的飢渴。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說，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激烈競爭，為吸引企業，互相比著提供更優惠的條件，結果導致工業用地地價長期偏低。

　　由於這種優先保証工業用地的思路，我國工業用地佔比高達50%左右，建設用地結構扭曲。而工業用地成本長期偏低，又導致利用率不高，全國工業用地容積率僅0.3∼0.6，遠低於發達國家1以上的平均水平。

　　節地迫在眉睫

　　鑒於土地浪費的嚴峻形勢，找地固不可免，節地更迫在眉睫。在這方面，不少地方也以實際行動提供了好的思路，探索了可行的路子。

　　南京市國土局土地利用科科長何文表示，節約集約用地要注意發揮土地價格的調節作用。更加合理的建設用地價格水平，可以提高產業的土地准入門檻，讓低效的產業項目無法落地。

　　“南京市制定了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工業用地最低保護價標准，工業用地出讓價格普遍在國家規定基礎上提高了50%以上，並且規定不得低於區域內土地的平均取得成本，嚴禁土地出讓金以任何形式返還。”何文說。

　　與此同時，更多地方通過制定和執行嚴格的標准，來提高用地效率。如浙江省制定了“土地集約利用評價”綜合指數，該指數包括經濟利用強度和人口利用強度、用地彈性、經濟增長耗地和土地利用管理績效四項指標，並與官員考核挂鉤。

　　而在廣西容縣，當地則採取“工業房地產”的方式節約土地。投資者購買土地后建造高層標准廠房，再由工業企業租賃或購買，實現了地方節地、開發商贏利、承租企業省錢的“三贏”局面。

　　記者在容縣經濟開發區內看到，開發區被劃分為多個工業小區，房屋建得較為密集，與一般工業園不同的是，這裡的廠房大多為3至5層樓房。經濟開發區工委書記曾乾文說，目前開發區建成區工業用地綜合容積率達到1.4以上，遠超國內平均水平。

　　“面對人多地少、土地后備資源不足的基本國情，‘節約集約用地’是緩解土地供需矛盾的根本出路，是確保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戰略抉擇。”國土資源部部長姜大明表示。(記者 王政 孔祥鑫 孫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