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3名維權農民被碾死 均被迅速定性為事故

近期，輿論高度關注在短時間內發生的三起碾死人事件———

3月27日，河南中牟縣農民宋義和在自家承包地裡，試圖阻止闖入的開發商鏟車，被碾壓致死﹔3月30日，湖北巴東44歲農婦張如瓊，在與當地高速公路施工方交涉時，被施工人員駕駛水泥罐車碾頭而死，現場慘不忍睹﹔4月3日，四川西昌市64歲村民宋武華，被重鋼西昌礦業有限公司的推土機碾壓致死。

“以錢買命”成邏輯，“以命維權”就不意外

劉採萍：三起駭人聽聞的慘案，有幾個共性：一，事起征地拆遷﹔二，農民在維護權利時被拆遷方的交通工具無情碾壓，慘死﹔三，當地政府在曝光后迅速定性為“意外事故”或“安全生產事故”，然后展開“積極處理”，即賠償談判。

李妍：因為征地拆遷，農民維權竟然被碾死，這總讓我想到城市拆遷中有所謂“屋頂上的礦難”一說。都是因為拆遷，都是因為資本利益、權力利益與個體利益出現沖突，最后弱者以命相搏。農村征地拆遷中，會不會出現一種“田野中的礦難”現象？這種情形如果頻繁發生，會不會無休無止，最后成為這個時代無法遏制的潰瘍與悲傷？

這三次碾死人案，不約而同被說成是“意外”，這倒並不讓人感到“意外”。“推土機闖良田”一旦成為慣性，就像“推土機進民居”一樣，任何“意外”，都變成意料之中了。

翟春陽：說“意外事故”，掩蓋了一個更重要的事實，那就是：拆遷者在對他人權益進行侵害的過程中，發生了“意外”。

李妍問，這樣的事情會不會無休無止？春節期間曾與家鄉一個干部交流，他說要實現農業現代化，就要重新把地連起來，別人都轉包了，就你當釘子戶不轉包，那怎麼辦？不強制行嗎？就得強制。

今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一個重要主題就是農業適度規模經營，要鼓勵家庭農場、合作社。一號文件也強調以自願為前提。但問題是，在基層，好經可能會被念歪，變得沒有“自願”這一說。

劉採萍：據報道，僅2010年至今，已經有7起因為征地發生類似施工工程車輛碾死村民的事件。

從城市強拆引發命案，到農村征地糾紛中的“碾壓死”，中國社會已經沒辦法回避土地權益變化中的那股血腥味了。回避解決此類問題，隻會放大悲劇的恐嚇力量，讓凶殘者更放肆，讓無力者更絕望。

這三起事件密集發生，其實和以往的類似事件沒有什麼不同，唯一特別之處就在於，以一種近乎難以忍受的方式向我們揭示：中國農民維護自身權益的處境，是多麼弱勢。原因正如老翟所講——— 連最基層的干部，都已經接受了“強制”邏輯。這化那化，不是靠增加農民利益來吸引和說服他們，而是靠強制、強推、強拆、強建，總之，用一股鏟車般的、難以抵抗的力量“征服”他們……

翟春陽：評論有“花錢買命”的說法。讓我想起其中一起事件中死者的家人，聽說得到巨額賠償后幾乎“感激涕零”，於是就想起一句話“哀其不幸，怒其不爭”。但我們不能跟一個社會底層的人計較，畢竟生活是第一位的，錢是很現實的，不可能要求他們有更偉大的擔當。

問題是當地政府的態度，當地司法的態度。當政府與開發商站在同一個利益點上，司法如果不能為權利兜底，那麼這樣的事，總能大事化小。

劉採萍：我不太同意剛才老翟那個說法。沒有人會對奪取家人生命的凶手“感激涕零”。如果真有那麼一種姿態，我懷疑也是為了掩蓋而偽造出來的所謂“和解”，就像很多通稿中的“情緒穩定”一樣。

底層的人，確實有很多現實的訴求和妥協。但是，人對自我利益的判斷與爭取，首先要看利益機制如何安排和保護。任何人都這樣，不管底層還是其他什麼階層。在這點上，農民絕非不懂生命的價值，他們只是看到了自己和拆遷方及其“保護傘”相比，力量太過懸殊。

權力如果為政績，權利就會被棄置

劉採萍：還有一個問題值得思考：這幾起事件和很多拆遷糾紛一樣，幾乎都可以用“由來已久”形容——— 死人，其實是矛盾激化的最后一步。而在此之前，農民遭遇過什麼？

在此之前，拆遷方往往已經採用多種法律不允許、不容忍的手段騷擾、糾纏和危害農民。以中牟慘案為例，開發商弘億庄園曾推倒宋家地裡的林木，逼得宋合義等人隻能採取地頭巡查等方法保護自己，直到鏟車開進他家的承包地﹔湖北巴東縣村民也証實，施工方為了逼迫他們，堵路、挖溝，無所不用其極，甚至把村民的房屋都給淹了，問題延宕三年，農民呼告無門。

那麼問題來了，在這麼長的糾紛過程中，在矛盾還沒有激化到“弄出人命”的階段，農民的合法權益，為什麼得不到保護？如果合法權益全無屏障，那麼在窮盡手段之后，躺在或者站在鏟車前，用孤注一擲的方式維權，不是很“正常”的邏輯嗎？維權的農民怎麼可能想到，會有人制造“花錢買命”的拆遷模式！這只是拆遷啊，怎麼能奪人性命？

翟春陽：直接原因當然是權力的庇護。而在基層，一般又與法治不彰有關。但權力為何要庇護拆遷方？最主要還是雙方利益一致。這種一致，並非開發商給官員輸送多少經濟利益那麼簡單﹔即使開發商不輸送任何利益給官員，雙方的利益仍然可以是一致的，因為“開發”可以為當地官員創造政績。而利益一致，讓地方政府總是作為開發商“保護傘”的角色而出現。

李妍：中牟事件中，有個令人印象深刻的細節：開發商弘億公司碾死人，但總經理在接受採訪時還笑著強調，這是一個施工事故，死者飲酒過多。白岩鬆說，“這一笑讓我渾身都發冷。”

肇事企業的高層笑談農民被碾死，這刺痛了公眾的心，同時也暴露出更多疑點：企業是不是與地方政府已經達成了某種默契？在沒有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就敢讓推土機開進人家的承包地，是不是表明即便出現性命爭斗，也可以最終“達成諒解”？企業面對人命慘禍還能氣定神閑，隻能讓人聯想到，這背后有著行政權力的身影。

劉採萍：接受“賠償”的農民，也許並不認同那幾十萬或者上百萬，就是買下一條命的“價值”。但我想，拆遷者，倒是很可能認可這個交換公式。在一些地方的征地拆遷中，曾流傳著“打斷一條腿十萬，打死一個人二十萬，傷亡賠償都造在預算中”這樣的說法。這到底是狂言，還是拆遷潛規則？到底有多少開發商、工程方，傷人之后還能這樣理直氣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