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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強拆和拆遷之間，有著巨大差別。拆遷，意味著談判，交易，利益變換。但是強拆，意味著霸氣，霸氣背后是霸權。霸權從哪兒來？恐怕離不開地方政府的支持和縱容……
翟春陽：我並不認為一家企業真能那麼氣定神閑，值得計較的，也不是那位總經理的笑——— 而是他的話，他把事故的責任，推到了被侵犯者的身上。
注意，這不是這位老板下的結論，而是當地警方的結論。我們還可以設想一下，如果沒有發生死亡，只是軋傷或者毆打了宋合義，地方政府恐怕依然會站在企業一邊。正是這樣的有恃無恐，縱容了企業的不法，最終引發“意外”。
政府守住行為的線，法律才能護住農民的天
劉採萍：剛才談到一點，就是這些拆遷問題，往往都糾纏了相當長時間。在這麼長的時間裡，農民的合法利益為何難以得到保護？我們沒法回避一個問題，很多時候，正是在行政干涉下，剝奪了農民維護權益的合法途徑。
李妍：河南中牟慘案發生后，當地警方迅速給出“死者醉酒”的結論，與此前當地政府給出的“意外事故”的表態高度吻合，這已經將事情很微妙轉到了不利於死者的一邊。盡管如此，許多人對於這樣的結論，依然是充滿了不信任。因為在案發僅一天，當地就做出了“意外事故”的認定。
政府必須在司法機關作出嚴謹的調查、認定后，才能表態。可是現實中，官方表態往往比法律更管用，所以在當地政府發出“意外”聲明之后，警方也以“死者醉酒”的調查結論佐証之。這自然無法讓公眾信服。
翟春陽：你要政府守法，那政績就沒有著落。這裡其實存在兩個制度成因，一是政績評價機制。我國目前的政績評價機制基本上還是自上而下的﹔二是官員任用機制，同樣是自上而下的。正像一些官員說的，你守法，就什麼也辦不成。
李妍：看來法律在土地拆遷糾紛上的缺位，根子還是因為權力不守法。正如之前說的，法律有時要服從於權力，而權力需要政績和經濟利益，那麼法律也會跟隨，去服從甚至服務於政績和經濟利益。
現在一些地方的司法現狀，有時很難對權利保護周全。
劉採萍：這兩年強調公安干警、法警等不能站到拆遷第一線，不能卷入本該在法庭上解決的糾紛，或是在糾正過去的錯位。只是，光有這種糾錯還不夠，還應該完善官員的政績評價機制，讓官員能夠更好地為百姓服務，為民眾負責。
“城鎮化”是城的未來，更是人的未來
劉採萍：現在這三起事件已進入司法程序，肇事司機都被控制起來了。其中兩名碾死人的司機都有一個觀點，那就是自己的行為，是在公司高層授意下進行的。因為一份職業，而使個人成為一種血腥工具，這是不是太挑戰道德底線了？
李妍：對生命和法治沒有敬畏，一個沒有碾死過動物的司機，也可能碾死農民。這些司機是否深信，即便出了事兒，“上面”或者公司，也能給他們兜著？
劉採萍：我甚至覺得，可能不僅拆遷方的工作人員，包括我自己在內，心裡是不是也承認開發商擁有無比強大、無法挑戰，凌駕於法律和生命之上的能力呢？否則為什麼會有那麼多人慨嘆：為錢跟他們斗，多不值得啊……
李妍：所以司機才深信啊。他們相信的正是採萍所說的，確有一種凌駕於法律與生命之上的能力。但是，“高層授意”不是逾越法律害人性命的借口。
翟春陽：我認為，未來城鎮化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更多這種類型的矛盾。而未來城鎮化的過程中，可能會遇到更多這種類型的矛盾。
李妍：城鎮化是個好東西，至少它可以縮小貧富差距，可以發展現代農業，可以幸福農民。但是，書面上的理想或者說是本意，並不那麼容易轉換成現實。城鎮化需要效率，但是如果法律不能保護農民的公平以及權利，農民被城鎮化的推土機碾死，就不會停止在這幾起慘禍之后。
城鎮化發展的結果，如果不是農民最終受益，而是他們的權利被損害被剝奪，失去土地的農民，必然還會遭遇是否“以死抗爭”的困境。
除了以命相搏，農民還有沒有可以為自己權利兜底的選擇？
劉採萍：城鎮化也好，城市化也罷，確實需要改改過去片面強調建設、強調面貌的傾向。城鎮如果真有“化”的話，也首先是人的變化，是人的權利獲得尊崇和進步。如果為了面貌而犧牲人，是本末倒置，也離“人命如草芥”的野蠻不遠了。
前幾天，我在媒體上曾看到這樣一個信息：盡管這幾年已有多人死在征地、拆遷或類似工程的車輪下，然而，“無一經濟項目在出人命后受影響，也無一個科級以上干部被追責”。從今年的報道看，“拆遷命案”不是杜絕了，而是發生頻率更高了。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如果法律不盡快撐起遏制這危機四伏的利益屏障，那麼血色拆遷的噩夢，就會繼續糾纏在中國新型城鎮化發展的道路上……
觀察員
□翟春陽 (《杭州電視台》評論員)
□李 妍 (《重慶時報》資深評論員)
□劉採萍 (本報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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