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中全会清理反腐法外之地 反腐将进入“不能腐”【5】

　　“制定从政道德法律约束公务人员”

　　中纪委特约监察员马怀德表示，一些监督约束权力运行方面的立法应提上日程

　　- 对话

　　应立法监督约束权力运行

　　新京报：四中全会会成为反腐从治标转向治本的转折点吗？

　　马怀德：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有四个新特点：一是加大查处腐败案件力度，初步形成不敢腐局面；二是从转变作风入手，注重从源头防腐；三是强调运用法治思维和方式反腐，将过去一些成熟的制度措施，上升为法规规章，增强其权威性；四是注重制度改革创新，比如巡视制度方面的改革，中央巡视组组长一次一授权；纪检体制的改革，“两个‘上’为主”，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

　　四中全会后，会继续十八大以来的反腐方向和原则，一方面保持反腐的高压态势，一方面注重制度建设，走向法治防腐反腐。

　　新京报：四中全会会对下一步的反腐带来哪些影响？

　　马怀德：“依法治国”强调的是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因此，应该加快完善反腐败法律法规体系，修改现行法律法规，以适应反腐形势新要求。比如《行政监察法》规定：“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目前，监察机关与纪委合署办公。三中全会确定了“两个‘上’为主”的改革方向，强化上级纪委的领导，那么“监察机关是人民政府行使监察职能的机关”条款，就应该相应修改。

　　此外，三中全会强调，“必须构建决策科学、执行坚决、监督有力的权力运行体系，形成科学有效的权力制约和协调机制”。因此，一些立法特别是监督约束权力运行方面的法律法规，应该提上日程。比如现行的《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没有包括立法公开、司法公开、党务公开等内容，所以应该将其上升为《信息公开法》，扩大适用范围，使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行政程序法》、《行政组织法》、《重大决策程序条例》、《行政问责法》，以及规范官员个人事项申报的申报公开方面的法规，都是对权力运行加以制约和监督的基础性法律，应该纳入立法规划，真正实现权力、机构、职能、责任、程序法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