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中国的政府肯定是强于市场的,西方的市场肯定是强于政府的。民主问题也是这样,中国也绝对不会走向西方的民主。”
据时代周报报道 9月4日,国家副主席李源潮在北京会见参加“2014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对话会”与会学者时,对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表示,他看过不下五本郑永年先生的著作,“对中国很有借鉴”。
作为长期关注中国改革的专家,郑永年教授一直以务实性、尊重中国经验特殊性的立场以及清晰透彻的论述受到官方与学界、企业界的重视。在2014深化改革元年金秋时节,突破性的重大改革接连出台,反腐风暴席卷社会各个层面,中国正在经历一场全面变革。关键时刻,时代周报就中国改革的方向、改革理念、反腐败以及智库建设等关键问题专访了郑永年教授。
01:“中国模式”就是改革模式
时代周报:两年前您提出“中国模式”的概念,引起了广泛关注,十八大以后的今天,您对“中国模式”是否有新的理解?
郑永年:我在几年前提“中国模式”的时候,跟中国国内一些学者所提的“中国模式”是不一样的。因为他们所提的“中国模式”基本上是政治性的,意识形态性的。保守者会说“中国模式”很好,激进者就主张通过改革去掉这个模式。而我说的“中国模式”则是把中国的发展看成一个客观的理解对象来理解,它有很多的经验,也面临很多的困局。现在随着新一轮改革的深化,我更相信,“中国模式”是存在的。中国的发展有其自身的逻辑。
模式是一种文化、文明意义上的大的架构,而不是具体的政策。政策是一直在变化着。我对“中国模式”的理解依然没有变,还是跟其他研究者不一样。我并不认为中国会变成西方的样子,我觉得中国还是会按自己本身的逻辑走下去。
时代周报:具体是什么逻辑呢?
郑永年:中国模式可以说就是改革模式,改革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改革,是指对计划经济以及一系列管制制度的市场化改革。这种理解已经无法让我们理解当下改革的真实含义。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许多改革的阶段性成果已经成为改革的负担,而有限的、不彻底的改革有时会通过制造既得利益而成为真正改革的“敌人”。今天人们所看到的“中国模式”是以往改革的产物,这条道路是否可持续,就取决于进一步的改革。所以现在必须提倡一种广义上的改革,一种通过主动的国家转型来应对大转型带来的各种问题和挑战的战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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