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会按照自己的模式和逻辑走下去【2】

从各国的经验看,中国面临三种选择:第一种是欧洲道路,早期欧洲道路是一种原始资本主义式的发展,对资本毫无节制,而对社会则毫无保护,结果是大规模的工人运动的兴起,促使欧洲从原始资本主义逐渐转变为福利资本主义。第二种是东亚道路,政府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积极推动社会的发展。鉴于欧洲的经验,政府往往先发制人,进行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建设,从而避免了类似于欧洲那样的长时期、大规模的工人阶级运动。中国所面临的第三种选择就是成为中等收入陷阱中的发展中国家,要避免中等收入陷阱,就需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主要是要建立内需社会。这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社会政策方面的突破,二是劳动收入的持续增长。

对中国来说,这三种道路都有可能。但很显然,东亚道路比较理想。面对新的形势,要继续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就要大力进行社会改革,确立社会政策。比如说经济方面的逻辑,国有经济,不管你的看法如何,都会存在下去,只是存在方式会有所不同,是要通过垄断来生存,还是通过竞争来获得利润?这是怎么改革的问题。社会领域会出台一些社会政策,现在很多人说welfare(福利国家),我觉得这个概念属于西方,中国还远远到不了welfare国家的程度,但是基本的社会保护是应该有的,也在逐渐实现。在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上,中国的政府肯定是强于市场的,西方的市场肯定是强于政府的。民主问题也是这样,中国也绝对不会走向西方的民主,还是按照它自己的逻辑走向民主。不管你喜欢不喜欢,这是一个事实。

时代周报:这种改革的逻辑也贯穿在反腐中?

郑永年:中国改革的主要策略是“先易后难”,具体来讲就是通过培养新利益来解决既得利益,或通过增量改革来解决存量改革的问题。“既得利益”是改革中的“难”,“新利益”是改革中的“易”。只要通过体制创新,培养经济社会新利益,就能找到突破口。体制创新的战略角色在顶层,而实践的主要角色还是地方政府、企业和社会。中央政府要界定自己能够做什么来推动新利益的发展,其次是中央本身要做体制创新。地方政府层面,一方面还是要减少对地方体制创新的扼杀,另一方面应切断地级市对县域的干预,恢复和赋权省、县两级政府的制度创新空间。企业方面,邓小平的思路依然非常有效,就是再一次鼓励非国有部门的发展,等到非国有部门壮大起来,再对国有部门进行改革。社会方面,首先需要分权给社会,社会有了自己的空间,才能去创新,社会力量强大了,政府才能专注于自己必须承担的功能和责任,这方面广东的经验值得借鉴。

反腐是制度建设的一个突破口。标和本,是一种辩证关系。不治标难以治本,你看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每一届新的领导人都会在反腐败问题上加码,中国的反腐机构是世界上最庞大的,而腐败没有得到遏制,反而在加剧。本来公检法机构在任何国家都是正义的象征,而中国的公检法系统在一些地方却是腐败的,这些问题要加以解决,就要先治标。反腐不见得就一定能治本,但是不反腐就绝对不能治本。

时代周报:很多人认为现在的反腐仍是靠领导人的决心在推行,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郑永年:任何一个国家的反腐败,领导人的角色都很重要,民间力量只能施加压力。你想建立一个不会腐败的制度,反腐的运动仍是要做的。很多西方人批评中国的反腐败是用政治运动的方式,但是美国19世纪反腐败同样是政府通过很多的社会运动来整治寡头的。你以为老百姓真能打掉寡头吗?还是要靠政府来打。

所以说,分析时要看中国的整个战略环境,长远看,制度建设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大面积的腐败只能首先通过政治运动来解决。全世界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是这样,上世纪 60年代的香港腐败问题严重,也是通过设立廉政公署,发起大规模的运动来解决问题。当然,如果只治标不建立制度,腐败便会出现反弹,长效机制仍需要制度建设。在经济上,要确立清晰的预算制度,官员个人收入应货币化。在社会领域,一是要建立基本的社会制度,官员无需通过权力寻租来追求利益,中国现在已经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政府有能力搞大规模的社会建设。二是要分权于社会,培养社会力量,使政府的权力范围缩小,并对政府形成制约。政治、经济和社会之间既有边界,又相互制衡,这是清廉政府的制度保障。那么政府和经济、社会领域发生矛盾时又怎么办呢?这里法制和法治就必须到位,司法领域是政府和其他社会角色之间最重要的讨价还价的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