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会按照自己的模式和逻辑走下去【3】

02:去GDP中心主义需要理念支撑

时代周报:反腐指向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现在要划清政府与市场边界,还存在许多现实阻力,比如说地方官员的GDP晋升模式,这个问题您怎么看?

郑永年:GDP主义在各个地方的轻重程度是不一样的,有的地方已经不讲GDP主义了,但有些地方GDP主义又回来了。以前鼓励提高GDP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就业,现在就业情况不是那么糟糕,那么GDP增速低一点又怕什么呢?在这方面每个地区持有不同态度。

GDP主义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的产物,强调的是经济效率,当时是需要GDP的,因为这是改革的突破口。但是新自由主义进入中国以后很快有了中国变种,在国有经济领域,新自由主义遭到了庞大的国有企业强有力的抵制。但在社会领域,新自由主义则长驱直入。结果,应当高度市场化的经济领域没有足够的市场化;不应当市场化的社会领域则高度市场化。因此现在要以社会改革为主,因为医疗、教育、公共住房这几块都过分货币化了,结果GDP很高,但社会越来越不稳定。

时代周报:对地方官员的晋升而言,GDP是一个可以比较的指标,其他方面的指标不好比较。如果要改革以GDP为中心的晋升模式,这个指标问题怎么解决?

郑永年:中共中央从上一届开始就要纠正这个倾向,现在新一届中央政府下了大决心来改变这个局面。

所以,现在还在主讲GDP的地方官员肯定不会像以前那样被顺利地提上去。好多人还没意识到这一点,还在一味确保GDP的全国排名。不过,对新领导层来说,如何淡化GDP主义,有效约束各级地方政府官员的GDP主义冲动,仍然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挑战。

时代周报:就是说彻底的改变,还是要看中央理念变化的程度吗?

郑永年:对,就是理念的变化。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等这些提法就说明了要调整GDP结构。中央衡量地方的指标是在变化当中,GDP的权重在下降。有没有社会冲突、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经济建设是否绿色环保、老百姓的满意度等,这些都在逐渐成为指标的一部分。

以前GDP很重要,占主要的地位,现在可能会低一点。衡量指标一直在调整,只是好多地方领导没有理解和适应。各级官员都是在GDP主义的红旗下长大的,在这种思维的主导下,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偏好来理解高层的意图,比如将“改革是最大的红利”理解成“发展是最大的红利”。这种意识的调整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改革一定要有理念,理念就是你的目标,没有理念怎么去改革呢?没理念是做不了事的,包括邓小平,他也是有理念的。他在80年代说多少年后经济要翻一番,这体现他的理念。

时代周报:可以具体归纳一下这个理念吗?

郑永年:就像中国现在提的一些价值观,比如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等等。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很多决议都是理念层面的,理念就是要把这些价值作为中国社会的共识。不过在实际层面上实现起来不容易。

时代周报:那么您认为实现这个共识应该做哪些铺垫?

郑永年:我觉得首要前提是要满足一些基本要求,比如说社会公平,经济可持续发展,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等。所以我的理念是比较现实的。现在有的人有几十套房子,有的一家人买不起一套房,在这么分化的情况下,我觉得还谈不到共同理念这个层次。我们首先要解决这些棘手的问题,营造一个能达到共识的基础,再来谈理念问题。我觉得“很高很大”的东西对老百姓来说意义不大,华人圈的老百姓都是很现实的。都是通过诉诸远大的理想来争取具体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