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评浙江萧山冤案：现在司法不独立致追责难【5】

　　解说：

　　如今，五个人都表示要求对相关错案责任人追责。

　　王建平：

　　起先这个错误是谁造成的，这个冤案是谁造成的，我后面一定要做的事情就是这件事情，追究责任。这些低素质的人员你必须清除出队伍，要不然这种事情还会发生。

　　解说：

　　“等这一天我等了18年啦。”这是王建平在法庭上陈述的一句话，而准确的时间应是17年。17年里，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细节是五名当事人都是在监狱里苦苦等待，他们自己从未进行过申诉，只是通过家人在外面不断奔走，期望有一天奇迹出现。

　　钟国林：

　　包括王建平也是通过家属去申诉，因为我们劳动改造管理规定当中有这么一条，如果生效判决裁定判决有罪的，在服刑期间如果拒不认罪是不能减刑的，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个折中的方法，他们自己认罪，然后去减刑，家属帮他们去申诉。

　　解说：

　　不进行申诉，好好改造表现，为的是能够减刑。萧山案的五名当事人等了17年。而再看看另一起发生在浙江的错案，当事人张高平尽管始终不承认自己有罪，并且坚持不断地写材料申诉，但是他在狱中也整整度过了10年。

　　(电话采访)

　　张高平：

　　我申诉无数次，我都数不清了，我也记不清，我只知道我申诉的信写了都有一麻袋。

　　解说：

　　10年间，申诉材料石沉大海，案子何时能够平反始终没有任何音信。

　　(电话采访)

　　张高平 张辉代理律师 朱明勇：

　　2010年11月(家属)找到我的时候去了浙江的高院，后来我们查询这个案件申诉的进展，发现这个案件其实在浙江高院申诉登记的电脑信息系统里面根本就没有记录，(新疆)石河子监狱以官方公文的形式给浙江省人民检察院发了正式的公函，甚至是机要通道，也没有实质性的进展。

　　董倩：

　　关于国家赔偿的这件事，五名当事人都说现在他们考虑的不是太多，他们现在最想做的是追责。其中有一位王建平他这样说，他说“18年的时间是多少钱都换不回来的，我现在还没想到赔偿，只想追究当年知法犯法的人。只要这些人还在公检法的岗位上，就可能继续发生和我们一样冤屈的事情。”

　　好，关于追责，我们继续连线田主任。那五位当事人，我们看到他们把追责比得到国家赔偿看的要更重要一些，您怎么看追责？

　　田文昌：

　　当事人这种心情显然是可以理解的，换了任何人也会这样想。问题在于追责怎么样去追，那么错案一般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完全的正当的程序的进行当中发生了判断性的错误、认知性的错误，这种错案的责任是一种职务上一般的责任。那么另一种责任就是说在程序进行当中有违法性，比如说刑讯逼供、非法取证，比如说徇私枉法，比如说滥用权力等等这样的情况。那么这个责任就很重，甚至包括可能承担刑事责任。问题在于，现在这种机制的情况下，我们的责任如何去追？这是个很大的难题。因为我们现在司法并不独立。那么有些时候并不是某一个具体承办案件的司法人员本身所能决定了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责任就会形成一种非常分散的状态，所以给追责形成了很大的障碍。

　　董倩：

　　那您现在给我们讲述的是现状，可是这五名当事人他们就想追到，就是要追到到底是谁让我们有了今天。那么当事人的想法和现状之间一定会有一些差异，您觉得他们有可能面对的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田文昌：

　　他们面对肯定是一个阻力很大的现状。但是也不一定就追不了，因为像这样的案件真正复查起来，要从每一个环节来查，比如说在侦查当中有没有刑讯逼供的问题，在起诉当中有没有其它的问题，在司法审判当中有没有徇私枉法的问题，这都是可以查的。但是我认为像这类案件，最大的问题它的成因主要的来源是刑讯逼供。现在我们发现的绝大部分的冤假错案最重要的原因是刑讯逼供。刚才介绍案件的时候也说了，他们都用有罪供述，有罪供述怎么来的，既然没有这样的行为，为什么会有罪的供述，为什么有罪供述之间矛盾重重、互相冲突，这显然是有刑讯逼供的问题存在。

　　董倩：

　　非常感谢田主任今天给我们介绍这些。

　　在前一段时间，最高人民法院的常务副院长沈德咏说了这样一段话，他说“以后宁可错放，不能错判。”你我应该说都是未来潜在的一种犯罪嫌疑人，那么今天我们是这个案子的旁观者，我们不是当事人。但是我们不能保证哪一天我们就成为一个案件的当事人，那么如果出现了这样的一种错判，我们不能指望有一天会有偶然因素出现才能把我们拯救出来，我们要指望的是一种程序的正义。这样我们才能够做到让自己更安全。

　　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时间，我们还是再关注一下就业?有位来都有哪些新的岗位提供给今年毕业的高校毕业生。

(来源:CCT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