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倩:
尤其这些案件发生的背景是当时1995年有一次严打,可能严打更使得这种配合成为当时的一种可能。另外,刚才短片中我们也提到了二审审判长张德宝说,当时他们已经意识到这个案件是有疑点的,但是当时他们还是“疑罪从轻”,而没有做到“疑罪从无”,您觉得当时为什么会从轻而不是从无?
田文昌:
这有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是大的环境。那就是说在我们长期以来,在大环境下没有人像刚才这个法官讲的,没有人敢说“疑罪从无”这个观点,没有人敢宣告无罪,敢放人。这是一个大的环境的影响。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司法人员本身,“有罪推定”和“疑罪从有”这个观念是比较深的,比较顽固的,可以说到今天为止仍然还有这样的现象发生。
董倩:
因为您有很多这样的经验,您感觉现在在我们国家的法官队伍里面,“疑罪从无”的,持这样一种观点的法官多还是“疑罪从有”、“疑罪从轻”这样观点的法官多?
田文昌:
我觉得真正做到“疑罪从无”,能做到这一点的司法人员数量并不是很多。
董倩:
另外,我们当回顾这样一起案件的时候,发现这里面还是因为偶然性在起作用才挽救了这五名当事人的命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真凶出现了。再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办案过程中有一些非常恪尽职守的公安人员,他们在录入指纹的过程中,把当时1997年他们采集到五个人的指纹录入到电脑系统的过程中,由于保存了他们的指纹,所以才有今天和真凶之间的这种比对,有了这种比对才使得他们今天有可能被平反昭雪,实际上这是一种偶然。那您觉得这种偶然给我们的启示又是什么?
田文昌:
那么这个偶然性的出现是很可贵的一种现象,但它同时也揭示了一种更可怕的问题。实际上来说这个案子出现了,这无疑是一件幸事,真凶出现了,有一些偶然性的因素发生,使得这些案子得以纠正,这些人得以昭雪。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引起我们更多的思考,为什么近年来一再的出现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没有偶然因素发生的时候,这个案子就得不到纠正?为什么我们现在发现了这样几起得以纠正的案子,那么在这之后,在这背后还有多少案子没有被发现,没有得到纠正?这就是我们现在要特别重视的一个问题,要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问题。就是说如何从程序的正当性上来避免和防止冤假错案的发生。
董倩:
谢谢您田主任,稍后我们会有更多的问题跟您连线。
我们在这一次案件纠正的过程中看到了浙江方面的诚意,看到了他们的真诚,还有坦诚,但是这是一方面。我们关注这件事情最想关注的是怎么能够让这种偶然性变成一种必然性,能够让这种错判的案子以后不再发生。要知道国家赔偿也好,还有现在的平反昭雪也好,不能让这样一种现状为错案来买单,那么具体怎么做,我们继续来关注。
解说:
田伟冬回到家时,童年种下的枣树已经一层楼高,结出了满树的青果。一审死刑,二审死缓,这17年里他是萧山案五个当事人中唯一始终未曾承认自己罪行的人,十几年间申诉、上访也几乎成了母亲生活的全部。
(电话采访)
本案代理律师 辛木峰:
不敢去申诉,他害怕没机会申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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