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新發現唐劉濟墓的幾個問題

　　編者按：最近北京房山唐代幽州節度使劉濟墓志銘的出土得到了媒體的廣泛關注，特別是6月22日電視台對墓志開啟現場的直播，更是一下子將1100多年前曾在今京津及冀北一帶叱?風雲,如今卻早已為人淡忘的歷史人物劉濟重新推到了公眾面前。這次劉濟墓發掘吸引了大眾的興趣，堪稱現代公眾考古理念的成功運作。但是，在斑駁陸離甚或繁華熱鬧的表象背后，仍然不乏歷史學參與其中和深度解讀的專業空間。本刊特邀請唐史專家孫繼民對其中的幾個問題進行解讀。

資料圖片：唐幽州節度使劉濟及夫人墓考古發掘現場

　　一、劉濟墓志的價值

　　劉濟墓發掘的最大收獲是出土了兩方唐代墓志銘，即墓主劉濟墓志銘及其夫人張氏墓志銘。對這兩方墓志的價值，網文涉及的很多，筆者不擬過多重復，隻想強調一下它的藝術價值、文獻價值和考古價值的亮點。筆者與不少專家有同感，認為墓志的最大價值體現在藝術方面。筆者曾承蒙北京文研所的接待前往發掘現場考察。直覺告訴我，該志精美的淺浮雕人物造型和絢麗色彩的有機結合確實構成了它的最大特色，也是最大的價值所在。說實話，劉濟墓兩方墓志盡管堪稱北京地區所發現墓志之最（邊長1.6米多），但其與號稱全國的唐志之最（邊長接近2米）的魏博鎮何弘敬墓志銘相比較，在體量之大、雕刻之精、氣勢之宏上仍然稍遜一籌。但是，它所具有的絢麗色彩的鮮艷程度，以及這些絢麗色彩又與淺浮雕人物造型有機結合，則是何弘敬墓志所不具有的，也是其他現存唐志所不可同日而語的。當然，這也為今后該志的保存提出了一個難題：如何使這些絢麗色彩長期固化，永遠鮮艷。

　　劉濟墓所出墓志的另一個價值體現在文獻方面。我們知道，出土文獻價值的大小取決於現存相應文獻的有無和多少，現存文獻越缺越少，出土文獻價值越大越珍貴。墓葬出土的劉濟墓志內容與《全唐文》卷505所收權德輿撰《劉濟墓志銘》相比區別不大，而張氏墓志則未見諸史籍記載。依此判斷，張氏墓志文獻資料價值高於劉濟墓志殆無疑義。不過，這只是就一般情況而言，也不能排除出土的劉濟墓志會有異文，異文也同樣具有新資料的價值。例如出土的劉濟墓志第一行有“開國男歸登書並撰額”等字樣（“撰額”疑應作“篆額”），而這一內容即不見於史籍所載的劉濟墓志文。同一出土的唐志內容與史籍傳世的唐志內容存在差異和異文並不奇怪，這與唐代墓志的體例和形成機制密切相關。在唐代，體例完備的墓志銘一般標注有撰著人、書丹人和鐫刻人。其形成過程通常先是撰著人根據志主的有關材料撰成文稿，然后是書丹人再將撰畢的文稿用朱砂謄抄於志石之上，最后是鐫刻人依據書丹人的筆畫刻字成銘。因此，出土的劉濟墓志形成應是權德輿撰文在先，歸登書丹篆額在后，史籍所載的劉濟墓志文不見書丹人歸登也順理成章。再者，唐志中撰者預寫的志文與志石實刻的文字，有時並不完全一樣。有些技術性的內容可能要到下葬時才能確定，撰者預撰時可能會預留下一些填空的字句，例如傳世的劉濟墓志文稱志主“歸痊於涿州良鄉縣之某原”，這裡籠統的“某原”在出土的志石中很可能就會具體化。這些內容不同的異文同樣具有新材料的意義，至少具有校對傳世材料的價值。

　　劉濟墓的發現以及墓志出土的考古價值，在於它為下一步弄清幽州鎮節帥劉氏家族墓地的分布提供了重要信息。幽州節帥劉氏家族先后有三人位至幽州鎮節度使，即除了劉濟之外，還有他的父親劉怦和兒子劉總。劉氏祖孫三代統治幽州鎮前后歷時36年，三人又都是直系親屬。按理來說劉氏家族墓地應在一地，但是我們從目前所了解的情況看並非如此。劉濟墓在今房山區長溝鎮的墳庄，這已為考古發掘所証實，但據《金史》卷78《劉彥宗傳》，身為大興宛平人的傳主的“遠祖怦，唐戶龍節度使”。並稱：“初，南苑有唐舊碑，書‘貞元十年御史大夫劉怦葬。’上見之曰：‘苑中不宜有墓。’（劉）頍家本怦后，詔賜頍錢三百貫改葬之。”劉頍即劉彥宗之孫。劉怦始葬地在南苑，而劉濟墓在今房山區長溝鎮的墳庄，兩地相距至少幾十裡。是什麼原因造成父子兩人葬地如此遙遠？是父子二人本來各葬一方，還是父子二人始葬南苑，金代時一起遷葬於今長溝鎮的墳庄？據發掘視頻和網文介紹，劉濟墓中發現有金代“大定通寶”的錢幣，專家推測這可能是金代盜墓者所留，也可能是金代劉濟墓重修時所留。那麼，是否也有劉濟墓為金代遷葬的可能呢？如果是遷葬，那麼今墳庄一帶就不應僅僅隻有劉濟墓！歷史的無窮魅力，就在於它不斷破解歷史舊謎的同時，又不斷增添歷史的新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