體制外窮二代“貼標簽”盛行 折射社會公平焦慮【2】

　　②標簽化思維扭曲社會認知

　　——貼標簽忽略個體間差異，容易阻礙理性探討，助長不滿情緒

　　為什麼人們熱衷於貼標簽？

　　“‘貼標簽’也稱為‘污名化’。”清華大學社會學教授李強說，即一個群體將某些偏向負面的特征強加在另一個群體之上，並將這些特征刻板印象化，掩蓋其他特征，成為與之相對應的指標物。

　　普通人面對紛繁復雜的現象，習慣於將其化繁為簡，以便清晰便捷地把握事物特征。標簽化就是一種簡單歸類，人們可以借助標簽對外界的人、事、物形成表面和粗淺的印象，降低行為成本。

　　對周圍的事物貼標簽，每個人幾乎都在有意無意間這樣做。只是，當“貼標簽”隨著傳播方式的變化，幾何級地放大影響力和輻射面，繼而成為一種普遍的思維方式，其弊端也引起關注。

　　據介紹，貼標簽的負面影響主要有三方面。首先是破壞性。能夠流行起來的標簽通常是負面的，它會導致人、事、物的正面形象遭到非理性的破壞。某類事件，可能前因后果極為復雜，但被貼上特定標簽后，多數人就隻會注意其標簽所指的內容。其次是快速污染性。標簽所包含的負面因素，在現代發達的信息傳播網絡作用下，會迅速地“傳染”到類似的事物或者人身上，甚至波及整個行業、產業乃至地區，忽略個體間大量存在的差異。“河南人”這個標簽就很典型。第三是不易消除性。標簽流行起來，會發展成一種偏見，其固化的價值觀念難以在短時間內消除，使被貼標簽的對象很難擺脫其影響。譬如，一項調查顯示，被外界認為是“蟻族”的群體，一半以上並不認可這個標簽，他們多數對未來充滿積極預期。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教授朱力曾指出，近年來無論是在新聞媒體的報道中，還是在網絡的言論中，都存在明顯的泛標簽化現象。它把同一個特征歸屬於群體中的每一個人，而不管個體成員中的實際差異，往往會扭曲社會認知。例如，將一個偶發的、當事人無意的行為，貼上富人身份與窮人身份的標簽，就使一個平常的事件變成了一個顯示社會分裂的標志性公共事件。貼標簽不僅不會使問題得到更好解決，反而會使人們的心理不滿迅速發酵。媒體過多的標簽化式的報道，也在無形中強化了階層意識、磨損社會和諧。

　　③身份標簽折射公平焦慮

　　——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拉大，使各類身份標簽快速流行，弱勢群體用來表達不滿，反映其內心焦慮

　　泛標簽化的背后，潛藏著哪些社會問題？

　　在國外，貼標簽主要由強勢群體針對弱勢群體進行，弱勢群體往往並不認可。在我國則不同，一方面存在大量針對強勢群體的標簽，如官二代、富二代、公知、體制內等，另一方面弱勢群體往往主動把標簽貼到自己身上，如自稱房奴、窮二代等。恰恰是這類標簽，流傳得最廣也最容易被用來分析判斷相應的社會現象。

　　“標簽化式的思維方式，有其產生的客觀原因。”中國人民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副院長許光建教授表示。多數標簽針對特定人群，標簽化思維的一個特征也是以人群歸類來判定其行為，某個人群賦予正面的標簽，那麼這個人群不分個體都具有正面性，反之，則不分具體情況都被打上負面烙印。這種情況普遍存在，主要是由於我國群體間出現了比較明顯的分化。

　　許光建認為，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濟建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是社會建設則相對落后，由此帶來了一系列問題，尤其在社會公平方面。“按照亞當斯的公平理論，人不僅會把自己的努力程度和收入進行橫向比較，也會進行大量的縱向比較。我國今天的發展格局是，不僅城鄉差距、地區差距、行業差距很大，群體差距也非常大。”

　　有研究顯示，改革開放30多年來，按十等分法測算，所有群體的收入狀況都有明顯改善，但收入最高10%人群和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分配差距則不斷擴大，在1988年為7倍，到2010年上升至20倍以上。不同群體收入差距拉大，生活水平差異明顯，使人們產生不平衡的心理。分配制度不健全、向上流動的通道不夠順暢，又在一種程度上導致“贏家通吃”，出現了“家裡窮—子女接受不到良好的教育—找不到好工作—繼續處於低收入群體”的狀況，加劇了這種不平衡。與此同時，一些個案，例如有官員通過自己的權力安排親屬進入事業單位或公務員隊伍等，經曝光后進一步放大了不公平的感受。

　　這使得針對不同群體差異的標簽很容易流行起來，弱勢群體用來表達對強勢群體的不滿，希望引起普遍的社會關注。信息不透明，監督不到位，溝通不順暢，又使得更多人習慣用標簽思維來對事件進行判斷，忽略事實本身。例如一輛豪華車發生交通事故，多數人往往立刻把關注的重點放在“豪華車”、“有錢人”等標簽上，很少會去關注事故的具體原因。

　　“近幾年貼標簽的現象特別突出，還因為傳播方式變了。”許光建表示，弱勢群體相對而言缺少話語權，在傳統的傳播語境中，其表達意見的渠道比較少。互聯網的普及改變了這一切，使各種身份標簽更容易傳播，引起數量眾多的弱勢群體共鳴，反映他們的普遍焦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