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守財奴”是怎樣煉成的【2】

“花錢有理，省錢無罪”

2006年，李眉結婚一年后決定在北京買房。得知這一消息，李眉的母親拿出老伴生前幾乎所有的積蓄，給女兒付了首付。

盡管從此步入房奴的生活，李眉卻並不后悔，她甚至有些慶幸——幸虧買得早，2008年奧運會后，北京房價就開始飛漲。“清河的房價現在已漲至2萬多元每平米，我們買的時候才6千多。你算算，有多嚇人。”

也就是從那時起，李眉不願回老家過年了。“婆婆打電話來總是哭窮。一次說要翻修老家的豬圈，需要兩萬元，老公背著我偷偷寄了3萬塊錢回去，我知道后跟他大吵了一架。”盡管事后李眉意識到自己有些過分，但她依然覺得有些委屈，“我不也是為了這個家麼？銀行卡裡沒有余錢，我就覺得沒有安全感。”

2009年兒子出生后，李眉辭職當起了全職媽媽，並於2011年秋季考上博士。她解釋說，“學歷史工作不好找，讀完三年博士，也許能留高校任教吧。”她的這一舉動雖然獲得了丈夫的認可，卻引起了婆家人的普遍不滿。

面對並不明朗的就業前景，李眉沒有想太多，隻能走一步算一步。正因如此，她把“錢袋子”捂得更緊了。也有朋友笑她，像她這樣的知識分子，如此精打細算是不是太過俗氣。但在她看來，“花錢有理，省錢無罪”，生活是需要細水長流的，不是一場電影《泰囧》，看過、笑過也就散了。

小說《儒林外史》中，嚴監生臨死前不肯點兩莖燈草的故事人人皆知。這個不惜採取生活方式上的自虐來減少開支的“守財奴”，在撒手人寰的那一刻依舊參不透什麼是生命中必須的，什麼是附加的。李眉覺得自己也有點自虐，“結婚后我沒有做過一次頭發，沒去過一次美容院，你信麼？”

“每月4000多元的房貸，20年還清，我女婿一個月工資12000元，房貸佔了三分之一，剩下的錢還要吃飯、穿衣、養孩子，可不敢亂花。”母親算得十分清楚，對於博士期間每月隻有1100元生活補助的李眉來說，經濟上的壓力可想而知。

李眉的母親每月有2000多元的退休工資，養老似乎不成問題，但她的公公婆婆卻是地地道道的農民，如今正是含飴弄孫、頤養天年的年紀。“所以現在你知道我不敢回老家的真正原因了吧？”

拉不動的消費

李眉的母親當了一輩子中學教師，雖已退休，卻是耳聰目明，對時事十分關心。“刺激消費，拉動內需”這些新聞聯播裡經常出現的語句對她來說並不陌生，“說了有十來年了吧，現在還一直在強調。”

1998年，東南亞金融危機后，國家政策開始有意識地拉動內需，將家電產業培育為第一個消費熱點。當時，電視機銷售進入前所未有的旺季，直到今天，依然是帶動家電消費市場的主力。

然而，專家漸漸發現，家電並沒有使中國人的消費欲望繼續膨脹下去，國民儲蓄的熱情反而愈加強烈。

與儲蓄率上升相對的，是最終消費率的連年下降。經濟學家鄭新立近日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十二五”時期，居民消費率即使再提高10個百分點，仍低於30年前國內的消費水平。

改革開放后，中國人真的成了“守財奴”麼？究竟是“一粥一飯，當思來之不易﹔半絲半縷，恆念物力維艱”的傳統文化觀念的影響，還是迫於“柴米油鹽醬醋茶”外加“房子車子孩子”的現實壓力呢？

雲南籍北漂女孩楊暢怡說，“哪天一旦失業，如果沒有存款，我在北京連一個月都堅持不住。”

身為國內某知名搜索網站的一名網頁設計師，楊暢怡的年薪收入在10—15萬元之間。在她看來，這個收入隻夠維持在北京的基本生活，還遠到不了肆意消費的程度。

“尤其是買房之后，家裡的所有存款都用在了房子首付上。”楊暢怡坦言，“遠在鄉下的父母病了不敢住院﹔結婚后不敢要孩子，怕不能給孩子提供一個好的成長環境。”

“養一個孩子到他大學畢業，至少需要花費50—130萬元。如果還要海外留學，沒有200萬元根本不可能做到。”楊暢怡感慨。

李眉也認為，借助文化傳統之類的說辭，隻能為中國人的“不敢花錢”做出牽強的解釋。居高不下的物價、房價綁架了當代人的消費力，那種“一擲千金”的瀟洒與快意，隻存在於“富二代”的生活裡，或隻能在千篇一律的肥皂劇裡聊以自慰了。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綜合研究室主任陳道富在接受《民生周刊》記者採訪時表示，人口結構決定我國正進入一個儲蓄的高峰階段。為了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高額醫療、教育、住房等支出，多數老百姓都在進行一種預期性的儲蓄，這與人們的不安全感有直接關系。

“你別無選擇”

作為國內專門研究投資和消費的經濟學者，早在十多年前，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經濟系副教授楊思群就發現了中國儲蓄高增長的反常現象。

據他的調研結果顯示，中國過去幾年的實際利率（剔除通貨膨脹率后，儲戶或投資者得到利息回報的真實利率）在比較長的一段時間內，特別是2000年之后，很多時候都是負數的。這說明受通貨膨脹影響，國民的購買力水平在逐步下降，儲蓄的投資收益並不理想。

“然而，許多經濟數據顯示，居民的儲蓄卻在不斷增加。”楊思群解釋，按照經濟學的普遍規律，當利息率較低時，居民儲蓄率應該呈下降趨勢，因為相比儲蓄，人們更願意去消費、去投資，來獲取其它的利潤收益。

對於這一現象，美國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尼古拉斯·拉迪曾在《中國經濟增長靠什麼》一書中分析認為，這是因為中國的家庭已經達到了既定的存款水平，國內又缺乏其它合適的投資項目。所以當儲蓄實際回報下降時，居民隻有從現有收入中拿出更多的錢用於儲蓄。

陳道富也認為，從居民的消費動機來看，老百姓對投資渠道的認識相對狹窄，現金儲蓄、投資房產是處理余錢僅有的幾種方式，這些因素都制約著居民消費率的上升。

“所得收入除少數用於購買基金外，絕大多數存入了銀行。”學計算機專業的薛同沁，目前月收入在1萬元左右。在他看來，如要在收益與穩定之間做出選擇，后者的吸引力更大，“因為收益就意味著風險，投資隨時都會失敗，最后血本無歸。”

對於這一點，李眉的母親感觸更深。李眉的父親在世時，夫妻二人工資存款共結余20多萬元，“基本是從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攢下來的。”將這筆錢存在銀行裡，李眉母親覺得很不劃算，“物價一天天高漲，錢越來越貶值，又沒有別的投資渠道，所以我總是催著她們姐妹倆早點買房。”

一次，通過一個要好朋友介紹，李眉的父親以民間借貸的方式將10萬元存款借給了山東本地一個食品加工行業的老板，借期為1年。雖然每月可以按時拿到600元高額利息，但李眉的父母在那一年過得極其忐忑，“生怕這10萬塊錢打了水漂，這可是我們給孩子存的買房錢啊。”到期后，盡管對方提出再借5年的要求，並將利息開得更高，李眉的父母還是委婉地拒絕了。

也有親戚朋友鼓動李眉的母親炒股，或是購買基金，但身邊時常涌現的“折戟沉沙”的炒股經歷，讓她不寒而栗。“還是把錢存在銀行裡踏實，此外別無選擇。”

直到2006年，李眉將母親的存款取了出來，用兩代人共同的積蓄付了房子首付，同時也承擔起為母親養老的重擔。

對於這一點，李眉不是很擔心，畢竟母親每個月都有退休金。她擔心的是兒子未來的成長支出，那是壓在她和丈夫背上的一座大山，讓她即使在睡夢中也不敢鬆懈，“有一天會壓得我們喘不過氣來。”李眉說。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李眉、楊暢怡、薛同沁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