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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到QQ空間應急機制缺乏法律保障
針對幾度籠罩華北地區的霧霾天，北京等地已持續啟動了幾輪應急方案。但馬軍坦言：“目前我國關於PM2.5的治理還是以‘應急’為主，往往是到重度污染了才出台緊急措施，並且方法上也是剛剛起步，經驗匱乏。”
周宏春告訴記者，目前面對霧霾天，我們的對應方法還很有限。
“無非是關閉污染排放總量大的化工、建材、電力等企業，‘叫停’露天的建筑工地，杜絕大面積的秸稈焚燒，停駛一定比例的公車等。”周宏春說，他認為這些應急方案，短期內會起到減少大氣污染的效果，從長遠來看，仍不成熟。
“目前，我國在出現大氣污染后啟動的應急機制沒有法律保障。關閉污染嚴重的企業是通過行政手段，肯定會影響他們的正常運行。關閉后，是否對他們提供一定的補償？這在我國仍沒有達成共識。企業也是不可或缺的應急主體，沒有補償，企業參與污染防治的積極性就會大大降低。”周宏春表示。
馬軍還提示，面對霧霾天氣，我國的應急機制的啟動往往來的很突然，缺乏“過渡緩沖期”。
“霧霾天氣應該被提前預報，在此基礎上，相關部門提前給重度污染企業下通知，告訴他們在哪個時段要關閉，給他們足夠的時間做前期准備。目前看來，我國缺乏這種制度。這在某種程度上也加劇了相關企業的損失。”馬軍說。
清華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助理教授戴亦欣直言，目前，應急方案的制定還比較宏觀，有待進一步細化。
“有些比較清晰，容易執行。比如極重污染日，建議停止學生戶外鍛煉活動，可以通過教育局系統逐步下發到各個中小學，能基本得到落實。有些方案則缺乏更明細的規定，執行起來困難重重。比如公務車輛限行30%，聽起來簡單，但如何協調在京機構公務車限行？具體多少公務車限行？公務車限行對污染的減少有多少貢獻？這些具體的執行細節往往被忽略。從公共政策的角度而言，即便有清晰的政策條紋，如果缺乏具有操作性的執行方案，往往難以落實。”戴亦欣說。
統一舉報電話“捉拿”元凶
“要治理大氣污染，不僅要有成熟的短期應急方案，還要有長期的治理規劃。”馬軍告訴中國青年報記者。
一部分城市已經開始往這個方向積極嘗試。“比如，《北京市大氣污染防治條例(草案送審稿)》幾天前開始向社會公開征求意見，條例中明確提出了防治揚塵污染的方案，這就是一大進步。”馬軍說。
周宏春也提出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短期的應急方案的作用在於為長期的治理創造條件。“長短結合，才能出成績。”他直言，“最根本的還是要調整能源結構。”
記者查詢國家能源網看到，截至2012年10月，我國清潔能源發電927億千瓦時，同比增長48.4%。2012年1月至10月，全國共消納清潔能源電量8102億千瓦時，比2011年同期提高3.6個百分點。
對此，周宏春認為，我國的新能源產業發展較快，但應用率亟待提升。“比如，中國光伏電池產量佔全世界產量的40%，國內光伏產品的應用消耗隻佔產量的10%，其余的90%都被銷往國外。目前我國被大氣污染困擾，新能源的發展也應該在出口和自用間做一個平衡”。
此外，周宏春還建議在治理PM2.5污染時採取“區域聯動”的策略。“有個比喻很貼切：北京是個‘大鍋底’。因為有數據說，北京的PM2.5有一部分是從河北、天津等地區漂來的。若只是依靠北京一方的力量，PM2.5的治理很難有成效。”
更多專家呼吁，治理大氣污染需要公眾力量的支持。
“公眾不僅要從自身做起，積極踐行節能減排，也應當起到監督作用。目前看來，政府激勵公眾參與的措施還有待改進。”馬軍說。
比如，北京市環保局近期發官方微博稱，鼓勵市民參與清潔空氣的監督行動。環保局稱，如市民發現工業企業非法排污、煙囪冒黑煙等情況，可以撥打市環保局12369熱線舉報﹔如發現有渣土車沒有密閉就上路行駛、建筑垃圾、管線挖掘等問題，可以撥打市政市容委12319熱線舉報﹔如發現露天焚燒、道路遺撒等可撥打96310城管執法熱線舉報。
“上述環保監督電話有很多個，這就給公眾的舉報監督帶來了不小的困難。其實這個問題很好解決：設立一個統一的舉報電話，公眾撥通了以后再根據具體問題轉接到不同部門。各部門明確分工是好事，但有時候也需要打破條條框框，治理PM2.5污染需要聯控、聯防、聯治。”馬軍表示。 實習生 張軼婷 本報記者 王夢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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