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维骏。/图 南方人物
他或许不是年纪最大的上访者,但至少是级别最高的——副部级。8月29日,一则新闻把这位92岁的老人的生活彻底打乱了,家里座机成了热线,一拨拨来访者纷至沓来,尽管老人不得不重复着同样的话,可他仍不急不徐,乐此不疲。毕竟,这是他一直期待的一天。
他叫杨维骏,云南省政协原副主席。那条新闻是:8月29日,中纪委监察部网站发布消息,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云南省委原书记白恩培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杨维骏1993年退休,白恩培2001年方才调至云南,实际上毫无交集的两人,最终的身份定格在举报者和被举报者。
退休二十多年,杨维骏一直作为一个退而不休、“挑刺找茬”的另类官员存在。
“我总提意见,白(恩培)很讨厌我”
杨维骏的家位于昆明二环边上的一处干部小区。多年的举报以及频繁的接触媒体,让老人早已成了小区里的“名人”。8月4日,《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进入小区前,进行例行登记。工作人员边开门条边说:“找杨老一般都是来采访的。”
因为老伴有午休的习惯,他大都在下午三点后会客。杨维骏会亲自为访客开门,虽然动作迟缓,稍有驼背,但他思维敏捷,说话逻辑清晰,并不像一位年过九旬的老人。此时,距昆明市委书记张田欣被免职过去了十多天,云南官场的各种传闻甚嚣尘上。在杨维骏的举报材料中也曾涉及张。“听说张田欣举报有功,所以后面应该有‘大老虎’。”杨维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让杨维骏没有料到的是,“大老虎”来得如此之快。25天之后,他举报材料中主角之一的白恩培应声落马。
2001年10月,白恩培自青海省委书记任上调至云南。退休8年的杨维骏起初对白的印象并不差,在春节团拜会、老干部座谈会上,白恩培会逐一向老干部问候,并征求大家对省委以及云南发展的意见和建议。而杨维骏也从不客气,主动发言,直陈积弊。
杨维骏从来都是一个不讲官场规则的官员,有他出席的会议很难在“和谐气氛”中进行。退休前,他曾兼任云南省整顿公司领导小组副组长,大家不想得罪人,在会上默不作声,他直言违法问题不能不了了之;他得知某任省委书记的儿子靠批条子倒卖香烟赚取巨额差价,遂向上级反映;省政协主席要求在政协系统开展“评先进活动”,杨维骏认为违背了政协角色定位,跳出来反对,“在政协委员中评选先进,不利于团结。”
从2003年起,昆明迎来了以滇池为中心的“一湖四环,一湖四片”的造城大动作。
时任省委书记白恩培提出了“快速发展是第一要务,要先于一切,高于一切,重于一切”的总方针,杨维骏认为这和党中央“‘好’字优先,又好又快发展”的科学发展观唱反调,于是多次以各种形式表示异议。
这种不和谐的声音,显然令领导反感,可杨维骏依然我行我素。“我总是提意见,白很讨厌我。”杨维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如果组织里的人出了问题,我还能相信这个组织吗?”
很快,党内和民主党派的老干部的座谈会不再一起开,每次发言,他也被安排在最后,可快轮到他时,会议已经超时,主持人便结束会议。自知被领导厌烦的杨维骏在开会前都会做两手准备,拟一份发言稿,再打印数份书面材料。一次,下午两点开会,他在上午11点接到电话通知,下午会议的发言已排满。“没关系,我准备了书面材料。”杨维骏对工作人员说。
下午的会议临近结束时,主持会议的白恩培象征性地问:“杨老,还有什么意见吗?”“我的书面意见在开会前已经交给你们了。”杨维骏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他是用书面的形式表达抗议。
不过,杨维骏有的建议确能立竿见影。
2008年之后,昆明逐渐进入大规模“城中村”改造,而不属于“城中村”改造范畴的云南省广电局小区94号院以及昆明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等片区也被列入之中,有26个单位的职工住房面临被拆的危险。
与此同时,圆通寺的一座藏经楼,由于资金匮乏,年久失修,但市政要求其一个月内修缮完毕,否则按烂尾楼处理。僧人多方求助无果,找到了杨维骏。
杨维骏将上述两个问题写成材料。在2009年新春团拜会上,杨维骏起初打算等白恩培来敬酒时将材料递给他,“但他肯定会顺手交给秘书,起不到效果。”杨维骏改了主意,利用白恩培上台致辞的机会,他走到主桌,将事先打印好的材料分别交给在座的每一位省委常委。等白回到座位上时,桌上正摆着这份材料。最终,两件事都得到妥善解决。
不是所有反映的问题处理结果都能尽如人意。杨维骏对于调查人员“找官不找民”的工作做法极为不满。一位省纪委领导说:“你要相信组织。”杨维骏立马反问道:“组织是人构成的,如果组织里的人出了问题,我还能相信这个组织吗?”
尽管提出的问题得以解决,杨维骏对白仍未产生好感。事实上,在此之前,杨维骏已经开始实名举报这位省委书记。
2008年,杨维骏得到一个内部消息,价值5000亿、亚洲最大的铅锌矿兰坪铅锌矿被四川私人老板刘氏(注:刘汉)以10亿元人民币控制了60%的股权。而作为国企的云南冶金集团准备向银行贷款由其控股,被白恩培拒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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