举报白恩培的退休干部：去北京看病被省领导限制【2】

　　2008年5月13日至8月6日，正值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第二巡视组到云南省开展巡视工作。杨维骏将材料反映给巡视组组长房凤友。对方称会重视，并对杨表示感谢。2008年9月27日，《云南日报》头版的一篇《中央纪委中央组织部巡视组向我省省级领导班子通报情况》的报道中，房凤友讲到云南省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不足时，专门提到，“要进一步加强对矿产资源开发利用的监管，积极探索对矿业权设置和转让的有效途径，建立和维护矿产资源开发的良好秩序。”此次会议的主持人正是时任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白恩培。

　　退休的副部级干部实名举报现任省委书记，消息在高层和老干部圈内不胫而走，他还收到匿名信，除了表达敬佩，还提醒他注意安全。但妻子不解，对他的举报颇有微辞，甚至担心他被人利用。可杨维骏不容家人置喙，依然如故。在女儿看来，父亲性格如此，眼里不容沙子，看不惯的从不会选择沉默。

　　不过，杨维骏为公众熟知，还是因为他公车上访的“创举”。2010年12月17日，杨维骏坐着他的车牌为云AA9135的奥迪A6，为12名失地农民代表开道，带其到云南省政协反映问题。在云南，云AA9开头的车牌为省领导的专配用车。省政协一名处长找到杨维骏说，用政府配车带农民上访并不合适。“难道政府配车只能用于游山玩水，不能为民请命？”杨维骏反问道。

　　或许是因为示范效应，自此之后，不少失地农民都会找杨维骏。在无法获得补偿，上访渠道受阻的情况下，杨维骏成了他们的某种希望。而杨维骏也都来者不拒。

　　2013年5月13日下午，昆明市晋宁县广济村民召开“保护农田群众大会”，邀请杨维骏参加。时任晋宁县委书记一早来到杨维骏家，希望他不要出席，但杨维骏反驳，“作为公民，我为什么不能参加？”最终，县委书记的态度从劝阻变为“多去指导”。

　　杨维骏要从家中赶往约30公里外的广济村时，被告知“车不能送他”，政协给他配的公务车只能在昆明市区跑，不得出城，不过杨维骏最后还是设法从友人处借得一辆车赶到了会场。

　　“我这个人向来不懂客气话”

　　2013年夏秋之交，杨维骏准备赴京治疗眼疾，但在出发前，被通知到省政协开会。事实上，近二十位与会者，而真正的主角只有他一人。

　　一位省领导率先发问：“你说贱卖铅锌矿案，我在省政府任副省长多年，怎么没有听说？”杨维骏答：“我是据实举报。”

　　领导说：“美国是讲民主的，尚且对斯诺登要严加防范限制，我们对你也要加以限制。”

　　把他比作斯诺登，杨维骏有些生气：“美国是假民主。”

　　这位领导也很不满：“你是李(公朴)闻(一多)时代的老革命，过去我对你十分敬重，现在七分敬重都没有了。你为什么要去参加晋宁农民大会？”

　　杨说：“我为什么不能去？再者说，晋宁县委书记最后表态也说让我多去指导。”

　　领导马上接茬：“他那是跟你讲的客气话。”

　　杨维骏反驳：“我这个人向来不懂客气话，只会直来直去。”会场笑声一片。

　　与杨维骏谈话的这些领导都清楚，杨维骏是个谈判高手。早在1949年，为策动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中共华南地方组织指派杨维骏以个人身份来滇做争取卢汉起义的工作。经过多次斡旋，最终卢汉率领全省军政人员，在昆明通电全国，举行起义，宣布云南和平解放。

　　2013年，在北京治疗和休养期间，杨维骏曾先后两次赴中纪委上访，反映云南存在的问题。而他的实名举报，也被中纪委工作人员总结为三个之“最”：年龄最大、职务最高、反映问题不为自己而是最为群众着想。

　　回到昆明，杨维骏也并没有放弃对白恩培的举报。事实上，白恩培在云南的口碑并不好。一位接近白恩培的内部人士对《中国新闻周刊》讲，白乐于休闲，喜欢打牌。在赴地州考察时，下属们经常陪他打扑克。他的另一大爱好是打高尔夫球，在任时，一周会打一两次，卸任省委书记后打得更为频繁。这位人士也曾到此高尔夫球场参观，球场工作人员介绍说，该球场的设施是最好的，“白书记都是我们的常客。”

　　另一个被圈内人士诟病的是，白恩培的第二任妻子张慧清，在青海时曾是一名宾馆服务员，后调至昆明，最终成为云南电网党委书记、副总经理。而张的能力也遭到质疑，一位云南资深媒体人士曾现场听张讲话，“连几页纸念下来都吃力。”这位媒体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一次春节团拜会上，她逐桌敬酒，走到媒体记者桌时，未讲任何客套的祝词，举杯时只讲了四个字，“喉舌，喉舌”，随后转身离开。

　　对于白恩培落马，杨维骏并不意外。在此之前，他曾找到同住一个小区的某位省委主要领导，反映自己举报白恩培的情况，但这位领导以白恩培为中央管理的干部为由回绝。虽然多年举报的对象落马，但杨维骏说，他不会停止，只要有意见，他还会提下去。他说，他的判断标准很简单，“无论是什么领导，谁关心群众我就拥护谁，谁漠视群众我就反对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