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甸生死录【3】

　　 生死背后

　　亲人们留下的唯一遗物，是一只印花小包。里头装着小外孙周俊杰给谢维礼攒的“购房款”。

　　过去一年，这祖孙俩在那座1983年盖的土房子里相依为命。小俊杰只有6岁，但很懂事，母亲给了零花钱他全都攒起来，说“要给外公买房子”。震后，谢维礼在废墟里找到这只小包，顿时哭倒在地。

　　那一摞纸币大多是一角两角的旧票，用黑皮筋扎在一起，总共不过十来元。

　　鲁甸地震后，人们一直问：一次6．5级地震造成如此惨重的伤亡，为什么？小俊杰给出了最重要的一个答案——房子问题。

　　我国农村土木结构房屋抗震能力差，而鲁甸所在滇东北地区的大量农房则是差中之差，被云南省防灾研究所所长张建国称为“劣等土木结构”。

　　在灾情较轻的龙头山镇翠屏村，我们登上一座未倒的土房。从外表看，这是座两层小楼，其实上下层之间只隔了一层薄薄的木板，每踩一步，一阵摇颤。

　　对灾区房屋作过广泛调查的张建国说：“这样的房子一旦倒塌，不留空间缝隙。很多人不是被砸死的，是窒息而死。”

　　鲁甸县委书记保剑估计，这次地震倒塌房屋中，90％以上是土墙老房。

　　2007年起，云南省启动“抗震保安”项目，推进农村危旧房改造。每户补助万余元，农民再自筹数万元，就能建成一座安全实用的房子，鲁甸上万农户因此受惠。然而，这一政策尚未覆盖所有农户。一个原因在于，有的农民拿不出自己配套的几万元，没法要国家补助。

　　在地震多发带数十年栖身于不抗震的土房子，根本原因就是贫穷。

　　震后刚恢复营业，龙头山农村信用社就迎来了大批村民，存从废墟里挖出来的钱。有人只存几十元，还都是一毛钱的零票，挖出来一点，就跑来存一点，一天来了四五趟。有的纸币碎成了七八片，就用胶水粘一粘再存。

　　在巧家县灾区，一位老人坐在废墟上痛哭不止，不是有亲人遇难，而是因为一副棺材板和两条火腿没挖出来。

　　到2013年，鲁甸仍有实际贫困人口20多万人，占农村总人口七成以上。鲁甸所在乌蒙山区，2012年被纳入全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区之列。

　　为摆脱贫穷，这里的人们一直进行着悲壮的努力。

　　记者在牛栏江堰塞湖一艘冲锋舟上遇到陶永红时，这位火德红镇李家山村村民组长正在搜寻失踪乡亲。忽然，他指着混浊的湖水说：“这下面淹掉了我的前半辈子！”

　　今年44岁的陶永红幼年丧母，父亲用玉米芯子熬成的糊糊，带着他们四兄妹熬过了最艰难的年月。陶永红发誓要过上好日子。他每天凌晨两三点钟起床，从地里摘下两百斤新鲜的西红柿，毛驴驮一半，自己担一半，走3小时山路，赶到集市上卖。

　　凭着勤奋，他的菜地换成了花椒林和果园，小毛驴换成了大骡子，旧土房换成了钢筋水泥的新楼房。开商店、卖烧烤、办养鸡场……十几年间，他成了牛栏江边公认的能人。

　　地震后的几天里，他眼睁睁地看着不断上涨的堰塞湖水一寸一寸吞没了自己的家，吞没了老房、新房、养鸡场、果园、花椒林……奋斗半生，一夜之间又倾家荡产。

　　这里的贫穷令人心酸，而贫穷并非问题的全部。

　　张建国说：“遇到甘家寨那样的大滑坡，你就是用厚钢板建房子都没用。”

　　我们问：为什么不搬家？

　　往哪儿搬？人们反问。

　　村民邹嘉贵的妹妹原本住在另一个社区，半个多月前因滑坡威胁到房子，才带着自家70头猪来甘家寨投奔哥哥，却终究被埋在了垮塌的山体中。

　　从一座山搬到另一座山，并不能躲过灾难。而鲁甸山区占全县总面积的87．9％，难有大块平地打造“诺亚方舟”。不仅鲁甸，这样的状况在整个西南部山区随处可见。路过鲁甸一个邻县时，记者看到一条标语：“在山谷中求生存，在悬崖上谋发展。”

　　似乎无解的难题还有很多——

　　地质灾害隐患亟需治理，可是数量太多、规模太大、成本太高。

　　25度以上坡地应该退耕还林，可是平地实在太少了。

　　为了应对严酷的自然环境，不少人想方设法多生娃娃，可生得越多，资源就越不够分。

　　越穷越无法保护生态，生态环境越是恶化人也就越穷……一道道怪圈不断上演，就像那迷宫般的重重大山，把山里人困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