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媒体报道,今年3月,南方某市官员调整,多名担任正职的处级干部被撤职,原因只有一个:他们是“裸官”。内部人士透露,官方给他们两种选择,要么退休,要么把家人迁回国内。
“这只是国内近年来整治‘裸官’的一个缩影”,国家行政学院公共行政教研室主任竹立家教授在接受人民网记者采访时表示,南方省市针对“裸官”所出台的政策符合中央防腐反腐总方针,也与王岐山去年年初提出的加强对“裸官”管理监督的要求相契合,中央和地方联手整治“裸官”也是当前中国发展形势的需要。
随着反腐败工作的不断深入开展,防腐反腐的缰绳已经开始勒到“裸官”的身上,从中央限制“裸官”提拔,到地方撤换盘踞在一把手位置的“裸官”,一场联合整治裸官的战役已悄然打响。
“裸官”数量多、范围广、潜在威胁大,治理势在必行
所谓“裸官”,是指配偶和子女非因工作需要均在国(境)外定居或加入外国国籍,或取得国(境)外永久居留权的公职人员。“裸官”并非一定为“贪官”,但随着“裸官”外逃案例的增多,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便逐渐将治理“裸官”的问题摆在了防腐反腐工作的重要位置。
据《检察日报》报道,近些年来,我国外逃官员数量约为4000人,其中“裸官”占据了相当比例。从上世纪90年代的福建省厦门市原副市长蓝甫,到2007年“落马”的陕西省政协原副主席庞家钰、再到新近被曝光的铁道部原副总工程师兼运输局局长张曙光等,无不是先“裸”而后逃。
20年来中国出逃官员最高级别至省部级,案件多发区集中在与经济相关的政府部门、国企和金融机构。出逃官员,尤其是高官的最终落脚点多为发达国家,出逃前多有筹划,部分官员已经“裸官”,出逃前妻儿甚至亲戚都已定居国外。
但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外逃官员的级别有从高向低的趋势,从2010年至今,公开报道的出逃海外的政府官员有5人,只有一名副厅级干部。同时,一些“冷衙门”的官员也开始外逃,如2010年出逃的广州花都区畜牧兽医局原局长刘荣福。这不光反映出“裸官”存在的普遍性,也揭示了“裸官”所覆盖的官员范围在不断扩大。
竹立家教授认为,“裸官”作为国家的公职人员,把握着重要的公共权力,他们存在于党的干部队伍之中,势必对国家利益、国家安全造成严重威胁。因此,面对“裸官”数量多、范围广、潜在威胁大的严峻现状,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对于“裸官”的治理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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