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走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

[摘 要]李克强总理组阁至今，新政府的经济政策框架尚在形成过程中，海内外各界有各种猜测。不过最近的政策动向和官员言论已经释放出一些非常清晰的信号，表明经济政策策略已经发生了重大转变。发生这个转变的内在逻辑是很清楚的，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难以持续，如何保持长期可持续增长已经成为十分紧迫的政策课题。

[关键词] 经济增长模式；要素市场；经济政策

[中图分类号] F0 [文献标识码] A

   一、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形成

　　最近几年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过去增长模式的鲜明特点是高速增长和结构失衡，自2007年或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恰恰是在这两个方面发生了比较突出的变化。一方面，经济增长速度不断下降，2012年甚至跌落到8%以下。开始的时候，市场有些恐慌，但现在似乎已经接受，也许7%-8%就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另一方面，经济结构也已经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将在下面的讨论中提供三个方面的证据：一是官方数据已经反映而学者也大都接受的变化，如经常项目盈余缩小；二是官方数据有反映但一些学者不接受的变化，如收入分配的改善；三是官方数据没有反映但部分学者根据分析猜测的变化，如消费占GDP之比上升。如果上述几个方面的变化属实，那么我们有理由说中国经济的增长模式已经开始发生实质性的变化。

　　我们将过去的增长模式的形成以及最近的转变归因为生产要素市场的变化。我们认为，过去三十几年我国经济改革政策的实质是不对称的市场化策略，即一方面产品市场基本完全放开，另一方面要素市场扭曲普遍而严重，涉及劳动力、资本、土地、能源和水等。在大多数情况下，投入品的价格被人为压低，当然劳动力成本低更主要是因为供给过剩。普遍压低的生产成本相当于向企业提供变相的补贴而向家户征收变相的税赋，这些做法类似于不断地将收入从家户再分配到企业，人为地提高了生产利润、增加了投资回报、增强了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这是过去几十年增长速度很快但结构失衡很严重的根本原因。而最近几年所看到的增长模式的改善，主要也是得益于要素成本、尤其是劳动成本的大幅提高，逆转了过去的税赋与补贴。只不过这个变化才刚刚开始。

　　首先让我们考察增长减速。GDP增速下降其实从2011年就已经开始了，最初的减速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政府的紧缩政策，包括4万亿元刺激政策退出以及货币政策紧缩等等。不过到2012年3月，政府则开始担心增长减速过于迅速，第一季度GDP增长8.1%，但显然第二季度的增速会低于8%。因此，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稳定增长，包括对银行实施窗口指导，鼓励它们积极支持正在进行的水利、电力和交通运输等领域的基础设施项目。但是GDP增长率仍然一路下跌。增长减速再度引起了国际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硬着陆的担忧。2013年年中，政府采取了一些宏观经济措施稳增长，但这些与几年前的刺激政策相比仍然要谨慎许多。

　　政策制定者保持相对冷静的态度，容忍增长适度放缓，可能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在全球金融危机期间实施了4万亿元的经济刺激计划后，许多政府官员不愿再度采取激进的措施支持经济增长。当年的刺激政策成功地扭转了经济增长下滑的势头。然而，许多经济学家认为，该计划增加了财政风险，制造了不良贷款，导致部分基础设施领域产能过剩，并引发了通胀和资产泡沫。

　　第二，对目前经济增长潜力的估计大致都落在6%-8%这样一个区间。世界银行估计认为，中国经济增长潜力在2011-2015年间为8.6%，在2016-2020年间为7% ；据蔡昉和陆旸2012年估计，中国的经济增长潜力在2010-2015年间平均为7.2%，在2016-2020年间平均为6.1%（图1）。

图1：中国的GDP增长潜力（%）

资料来源：蔡昉和陆旸（2012）。

　　第三，尽管GDP增长减缓至低于8%的水平，就业和通胀等指标却显示没有必要采取积极的宽松政策。CPI先放缓，从1月份的4.5%下降到十月份的低谷1.7%，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又缓慢回升到高于2%。劳动力市场也具有惊人的弹性：2012年，尽管经济增长放缓，劳动力市场仍创造了1270万个新就业机会；农民工数量比一年前增加470万，从事非农工作的农民总数在一年内增加了980万；二十五个省份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将全国平均水平提升20.2%；农民工月平均工资比一年前增长11.8%。今年经济增长速度比去年低，但新增就业比去年还多。

　　我们判断决策者不再热衷于保8%以上的增长速度。这主要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劳动力市场状况的趋紧，在东亚金融危机期间，政府首次提出“保八”的政策目标时，适龄劳动人口年增800万，而到2012年，适龄劳动人口已经下降了350万。我们所观察到的谨慎的宏观经济政策，可以看作是一种策略，以允许经济增速逐步稳定到新的增长潜力附近。当然，未来如果失业率意外上升，政府也可能再次采取更积极的政策以支持经济增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