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走向新的经济增长模式【3】

　　三、刘易斯转折点与要素市场改革

　　如何理解在过去十年间一开始结构失衡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但后来却开始得到改善？我们认为一个可能的解释是我国政府在改革期间采取了非对称市场自由化的改革策略。产品市场的自由化确保了生产决策符合供求状况，因此资源得到了有效的配置；要素市场的扭曲为经济个体特别是企业提供了额外的激励，有时还为克服市场失灵提供了途径。不论是历史形成还是有意设计，支持要素市场扭曲的重要动机就是为了支持高速的GDP增长。

　　要素市场扭曲，包括限制劳动力在城市和农村地区之间流动的户籍制度、对银行存贷款利率的直接控制、政府机构对能源价格（尤其是石油价格）的调节以及向投资者提供的土地使用费优惠等。多数情况下，这些扭曲压低了要素成本。然而，劳动力是一种特殊情况，因为劳动力市场分割到底会降低还是增加劳动力成本并不明确。丰富的农村劳动力为中国这一典型的刘易斯二元经济体提供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因此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劳动力成本都较低。虽然廉价能源、资本和土地对推动制造业发展很重要，但无限的劳动力供给和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可以说是决定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竞争力的最重要因素。中国大部分产业集中于劳动密集型领域。

　　一方面，包括劳动力在内的低廉的要素成本提高了生产利润、投资回报以及中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低廉的要素成本也造成收入从家庭流向企业的特殊机制。多年来，由于家庭收入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停滞的工资率，企业利润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家庭收入，导致了结构性问题。首先，这种显著的激励导致出口和投资占GDP比重的不断增加；其次，由于企业储蓄率普遍高于家庭储蓄率，企业利润占国民收入比重的上升也增加了储蓄率；第三，由于低收入家庭主要依赖工资性收入，而高收入家庭主要依赖企业利润和投资回报，家庭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第四，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家庭收入的增长慢于GDP，消费占GDP的比重下降；第五，能源、资本和其他资源不正常的低成本也可能导致浪费。

　　如前所述，要素市场扭曲是过去不平衡的经济增长模式的主要促成因素。同样，近期要素市场的变化也是促使中国经济向“常规发展”转变的主要原因。改革期间，中国经济的独特表现，包括强劲的经济增长和不断增长的结构性风险，主要由低生产成本推动。出于同样的原因，成本结构的逆转也会让中国更像其他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常规发展”模式包括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压力上升、收入分配更为平等、经济结构更为均衡、产业升级加快和经济周期更为动荡。这些正是过去几年所发生的现象。

　　笔者及其合作者预测了要素市场的一些变化。劳动力市场已经明显显示出供给短缺的迹象，近年来不断上涨的工资可以提供证明（图5）。影子银行业务的发展，为“事实上的利率自由化”敞开了大门 。政府也一直在试图改革能源、水和其他资源的定价。简言之，低成本优势和改革政策是推动中国过去几十年经济成功的两个主要贡献因子，但前者正在急剧衰减。目前而言，最显著变化发生在劳动力市场上，尤其是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

    刘易斯转折点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和增长模式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扭转了过去劳动力市场对经济增长和经济结构的影响。工资的快速增长，尤其是在低端市场，会直接降低利润率。因此，这会使过去收入从家庭转移到企业的再分配机制得到反转。由于中国企业的隐性补贴减少，出口和投资活动会减弱，因此，经济将实现再平衡。笔者和蒋庭松应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详细分析了刘易斯拐点对中国经济产生的全面影响。

图5：农民工平均月工资（1978年固定价格）

资料来源：卢锋，2011，《就业扩张与工资增长（2001-2010年）》，北京大学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中心。原文数据截止期为2010年，本文作者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将本图更新至2012年。

　　也许，近年来增长潜力下降和通胀压力上升比较容易理解。随着经济的发展，增长会放缓，这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是因为，与世界技术前沿的差距缩小，意味着更小的后发优势。中国人口结构的变化，包括劳动力短缺和适龄劳动人口下降，进一步加速了中国经济增长的放缓。出于同样的原因，迅速上涨的工资也会造成通胀压力，因为成本上升只能通过更高的产出价格、更小的利润率或更快的生产率增长或者几者综合加以吸收。

　　那么，是什么推动着近年来消费占GDP的比重上升呢？答案是家庭收入。当劳动力存在无限供给时，伴随着快速工业化，工资率比较稳定，工资收入占GDP的比重会下降。这一趋势会在劳动力出现短缺、工资迅速上涨以及工资收入在GDP中的份额开始增长时发生反转。事实上，劳务收入占GDP比重已从2007年的41％增长到2009年的47.1％（图6），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消费占比。这也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发生在韩国和台湾的现象，当他们各自经历刘易斯拐点后，消费占比开始复苏。

图6：劳动收入和消费占GDP的比重（％）

资料来源：Li, David and Sean Xu, 2012, “The rebalancing of the Chinese economy”, CCER-NBER Conference on the Chinese economy, Peking University, June 25-26, 2012, Beijing.

　　工资的快速增长也可能是国家统计局强调的近期收入分配改善引起的，因为低收入家庭更多地依赖于工资性收入，而高收入家庭则依靠投资回报或企业利润。如果说过去的趋势是家庭补贴企业，那么新的趋势将是从企业到家庭的收入再分配，因为劳动力成本上升会增加工资性收入而挤压企业利润。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快速发展的经济体，所谓的库兹涅茨转折点常常伴随着刘易斯拐点。

　　有趣的是，我们看到，最近几年来消费真正提高的原因，也是不断变化的劳动力市场条件和相应的工资上涨，而不是政府政策。这也符合我们的论点，即要素成本可能是推高结构性风险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因此，调整要素成本也应有助于缓解一些结构性问题。

    显然，再平衡仍处于早期阶段。例如，根据我们的估算，2010年消费占GDP的比重为52％，大大低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发达经济体70%-90%的范围。通过不断调整工资，这种差距可能会缩小。预期的利率自由化，至少可能导致存款利率提高，会进一步促进再平衡。彻底转变发展模式还需要进一步的措施。这些措施包括超越初级收入分配来改善收入平等，完善社会福体系，如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教育，以及促进金融和资本账户自由化。